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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藏地人文：阿觉师傅的故事

特别约稿 南湖雅集 2023-11-18
收录于合集 #桑宜川专辑 41个


阿觉师傅的故事

文/桑宜川

我所认识的阿觉不仅是四川藏区色达县康勒寺里的坐床高僧，更是一位学者型的藏族读书人。我这样描述他，是因为他喜欢读书，常年以书为伴，与我“臭味相投”。说他是学者，也是有根有据的，多年来他矢志专研学问，持之不懈，撰写并出版了20多本学术专著，就是其一生学术生涯的最好脚注。

在色达藏区，阿觉被当地藏民尊称为夏日东活佛。汉语里的“活佛”在藏语中读作“sprul-sku”（音朱古），在藏族文化中能够被称作“朱古”的，通常是具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修行人，也是对藏传佛教修行人的尊称之一。而“坐床”则是藏传佛教的传统法规，当一位藏人，无论长幼，一旦被认定身份后，都要举行隆重庄严的坐床仪式。“坐床”是指用来坐的床，只能坐而不能卧。故在藏文佛典中的“床”与“座”，类似于汉语中的通假字，往往可以通用。根据活佛的地位高低，有大中小之分，坐床典礼的规格各不相同。色达是四川藏区重镇，有规模很大的佛学院，如今阿觉已是康勒寺里的上师，由此可见他是级别不低的一位活佛。


色达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位于甘孜州东北部，地处四川省、青海省以及阿坝州、甘孜州、青海省果洛州相交处，其历史悠久，相传是《格萨尔王传》的发祥地之一，因而以格萨尔文化、寺庙宗教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座落在这里的色达五明喇荣寺佛学院，则成为藏传佛教圣地中的圣地，它以神圣的气质吸引着无数前来的信徒游众。

前些年我回国问学，返回四川探亲访友的空档时间，驱车前往色达，拜访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其坐落在县城东南方约20公里处，海拔4000米上。在重重的群山环绕之中，沟里的僧舍，以佛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密密麻麻搭满了四面的山坡，不计其数的绛红色小木屋，延绵无数，一眼望不到头。这些红色小木屋，是一万多名僧侣的住所，出家男子称“扎巴”，出家女子称“觉姆”，即女尊者。它与康勒寺，亚青寺等都是当地的大型寺庙。


相传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是由晋美彭措法王于1980年创办，在短短数年间从藏区一个山谷深处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三万多出家僧众在此修行居住。佛学院戒律十分严格，男众女众的僧舍泾渭分明。不管你是以一个游客好奇的目光来看这里，还是以一个信徒虔诚的心态来到这里，这片神山圣水都会给你它所蕴藏的善良与包容。

阿觉告诉我，直到2011年上半年，主持大瑜伽师阿嘎活佛，语重心长的对他说：“我等你十八年了，该你坐床传法的时候到了，你要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再去帮助众生，成为心灵导师。”于是阿觉在2012年6月10日在四川色达康勒寺正式坐床，从此走上了众生心灵导师之路。


倘若阿觉当年没进佛门，一心向佛，修得正果，成了康勒寺里的主持，而是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国内的某一所民族大学里教书育人，以他的学术成果而论，满满的“正能量”，也早该当上教授了，可能还评上了“博导”，弄了个“国家特殊津贴”之类的待遇。横向比较，二三十年前的硕士研究生，凡留在大学里任教的，如今大多已逐渐熬成了“婆婆”，成就了一方“霸业”，就是佐证。但阿觉却心态平和地说，对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从不后悔，乃是心向往之。（上图：四川藏区色达县康勒寺鸟瞰图）

阿觉对藏地历史文化的研究

其实阿觉在写作上出道很早，上世纪90年代初，青葱岁月就开始发表诗文作品，2000年完成了《藏族文化历史知识问答》一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受到藏汉读书界佳评。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年都有著作问世，2001年，他的《藏文字体》一书由香港天马出版社出版。2002年，《安多赛宗寺解说》一书再次由香港天马出版社推出。2004年，他的第一本关于藏区环保题材的学术专著《藏传佛教的生态观》由云南出版社出版，高屋建瓴，义理深厚，后来还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奖项，并翻译成英汉两种文字，说来话长，限于篇幅，谨此举隅。（下图：2018年，全国第二届青藏高原环境保护国际论坛在青海黄河边上召开，部分与会者合影，中坐者为阿觉活佛。）


目前我看到过的阿觉书稿，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还有《香格里拉政教史》，《藏汉国际节日》，《和谐四瑞》，《神山圣湖与动物》，《史前史八千年》，《轮回之因》，《密释二十一度母赞颂文》，《怀念上师》，《藏文缩写法》，《诗歌集》，《论文集》上下册，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藏族本土诗歌之我见》，翻译作品有《动物解放》，《曼德拉自传》，《美国历届总统就职宣誓》等。这样勤奋而又高产的作家兼译家，即使是在汉族学者中，也为数不多。


近年来，笔者回国问学，在蜀地相约学者好友，如过去科大外语系老同事，如今省内一家民办外语培训学校校长刘晓伟和西华大学教授刘晓烈等，多次见到他，我们喜欢称他“阿觉师傅”，他也喜欢我们这样称呼他，回之以“桑老师”，“刘老师”，彼此相互尊重，切磋学艺，探讨佛门义理，谈笑风声。面对这样的高僧大德，平易近人，随性而又不拘礼数，全无在寺庙里对清规戒律的拘谨与需要仰望的那种敬畏。他说自己的法名叫阿觉·嘉赛南·卡龙漾·仁波切，汉人初读起来或许会觉得拗口，其实多念几遍，也就顺口了，这样长长的名字，在藏人里司空见惯，稀松平常，折射出的是藏区世俗社会的历史光影。（上图：阿觉活佛与笔者2019年5月在四川大学南苑大门外的一处茶舍合影留念，刘晓烈教授拍摄。）

阿觉师傅自幼聪慧，16岁那一年就考入青海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在那里拜多位学者老师学习藏族古典文学，毕业论文题目是《森格雄居民来源问题》，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梳理一个藏区部落的历史嬗变，曾在首届全国藏学座谈会上获得青年作家一等奖，可见其从事学术研究的禀赋，早已有之。他毕业后由国家分配了在民委下属部门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拜色达藏区隆务寺高僧拉德仓和加毛仓等高僧大德为师，细致专研《因明学》等五明宏篇大论，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后考入青海民族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这里述及的《因明学》，乃是最早在古印度发展起来的佛教逻辑学和认识论，是一种思考方法，也是探索真理的工具之一，为五明义理之一。后来的佛教、耆那教与印度教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佛学大辞典》中有“五明”词条，解读为五种学艺，为古印度之学术分类法。五明学理论随佛教传入藏地，常用在藏传佛教的教学中，且影响并融入了藏区本土宗教之一的苯教。藏地精通五明的学者，可以享有“班智达”的称号。班智达又译为班谛达，乃佛教术语，意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如今在巴利语、梵语、罗马语、印地语里都能找到对应词，可见历史上传播甚广，而在藏传佛教中常被当成是一种尊称使用。在语言学上汉传佛教里“三藏法师”一词可能与“班智达”一词同源，但我以为在文化用法上略有不同，各有具体指代。（上图：阿觉师傅的部分著作一瞥）

阿觉师傅的学术专著《香格里拉政教史》以四川香格里拉地区为地理背景，记述了藏传佛教由古印度东渐所经历的漫长历史过程，以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雏形，出现在西部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及对四川藏区的影响深远。正是因为佛教的昌盛，古格的国王在王权、教权的配合问题上，进行了相应的尝试。而这种尝试，让西藏及西北和四川藏区政教合一制度初露端倪。清朝初期，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这是适应西藏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而在这个大环境下，四川香格里拉政教史可谓其中的一个缩影，不难理解其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个雏形、定型、完备、衰亡的发展过程。（下图：2018年，全国第二届青藏高原环境保护国际论坛，部分藏族参会者合影，第二排中坐者为阿觉师傅。


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一位八十多岁的耆英老人，熊季先生撰写的《西藏贵族》一书，由加拿大枫叶出版社出版，我曾为他的书写了序文，后来成为了畅销书。熊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初随十八军进藏部队中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小战士，因为当年初通文墨，会写标语和鼓动性的宣传文字，大部队到达拉萨后，张国华，谭冠三为领军人物的司令部分配给他一个特殊任务，入驻布达拉宫，以“文书”的身份，协助西藏噶厦政府整理文史档案。他在宫里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并且还能熟练地运用藏文写作，但没想到后来竟无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自己在宫里一呆就呆40多年，直至解甲归田，告老还乡，晚年隐居在成都附近的华阳，闲暇之余，他将自己在宫里的亲历亲闻，写成了一部“西藏史话”，述及清代及民国时期西藏上层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大小人物，犹如一幅浮世绘画卷，也是研究藏区政教合一历史变迁不可多得的一本参考书。


话说回来，阿觉师傅的书中还介绍了在清代后期，进入西藏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旅行家、记者、学者的“东引”，将藏传佛教系统地介绍给藏人，而后是藏族高僧的“西传”，或称“西天传经”，到西方国家去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把藏传佛教带给了西方人，如今有大量的经典文献佐证。这种交流与互动关系奠定了藏传佛教发展的格局，深刻影响了那时藏区各级噶厦地方政权的政令实施。因此阿觉师傅的这本《香格里拉政教史》作为个案研究，揭示了在藏传佛教影响下藏区政教交融的关系史，填补了这段区域历史的研究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也开辟了藏传佛教研究的新领域。

阿觉的藏区文化教育情结

阿觉师傅于1968年出生在安多热贡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拜师学习佛经，后来有幸师从夏栋活佛。自幼聪明伶俐，于1991年考入青海民族学院，在那里师从诸多教师学者学习藏族古典文学，毕业论文（森格雄居民研究）在全国藏学论文座谈会上获得青年作家一等奖。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搜集安多和卫藏地区有关新年的资料，并写了一篇《藏族的新年》寄给了《青海群众文艺》，编辑做了修改之后予以发表，给他以极大的鼓励。1992年阿觉担任（青海群众艺术）第二期增加版（觉醒警钟）的编辑职务。同期，他的《拉依诗歌论》等多篇论文发表于省内外期刊。

历史上藏区的节庆很多，例如艺术节、医药节、苯教节、格萨尔王节、妇女节、儿童节，娱龙节、南方密咒节。康巴游街节，同仁郎嘉娱龙节，放生节、神牦牛节、祭龙节、同仁娱龙节，驱鬼节等，不胜枚举，其中不少仅是民间口头相传，对于这些节庆的源起，由于藏区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健在的老人们各说不一，缺乏系统的文字研究，阿觉留意到了这一状况，从那以后，他便给自己定出了计划，定要收集，整理并编写出一本关于藏区节庆的书籍，是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举例说，藏族历史上还有一个节庆叫做“霍尔月”，在五世达赖《黑白算答问》一书中有记载：“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占西夏国都，大摆盛筵庆功，并以次月为蒙历岁首，遂以星宿月为正月”，并在汉蒙藏地区推行，于是，安多藏族将此岁首称作藏历新年或汉历新年，但其疑问甚多，引起了阿觉师傅的关注，遂加以研究，如今已颇有心得，计划今后适时予以推广。（上图：唐卡中的藏历）

阿觉师傅说：“我十七岁时，为创立藏族新年和六月娱龙节，曾向青海民族事务委员会呈交了报告，经当时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的陈列叔叔的大力协助，藏族朋友们的不断推动下，后来这两个节日终于被批准，正式确定下来，每年都有庆祝活动，延续至今。但对于雪域藏族新年尚未达到统一而感到遗憾。”这就是阿觉师傅对藏文化的贡献与情怀，谨此举隅。

阿觉师傅还告诉笔者：“2003年从云南返回青海后，在他与众生的倡议下，得到省民政厅批准，2004年青海省佛教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之后开展保护藏族文化遗珍，保护藏区生态环境工作，做了不少公益工作。为建设和谐社会，报答父母大恩，该中心搜集历史资料，要求政府恢复藏族传统节日。2005年4月22日第一届藏区孝子颁奖晚会在西宁举行，青海民族事务委员会将每年的传统藏历9月22日定为父母报恩节。”这实在是一件功德之事，并将永存在藏区的史册里。


阿觉师傅坦言，“2008年上半年，藏区不少地方举办了报答父母庆典节，如四川甘孜藏文中学举行了“大家喜悦为善，父母喜悦为善”的大会，天峻县举行了报答父母恩典节日活动和鼓励社会奖励大会。2009年，多麦夏央召开了奖励报答父母恩典会，奖励扶弱济贫大会，33位男女青年受到了奖励，果洛达吾镇举办了报答父母恩德新年晚会。2011年，刚察县召开了报答父母恩典大会，对藏装整洁，藏语纯正的男女少年进行了奖励，8月19日与藏族研究会联合在西宁南山举行城市报答父母恩典大会。11月15日，赤噶举行首次报答父母恩典会。历经30年后的今天，我重新编篡出《藏族节日》一书，窃以为意义重大。”听到阿觉如是说，对他的家乡情怀，令我很是感慨不已。

阿觉师傅对藏族民间医学颇有研究，早年拜藏区的老藏医为师，研习多年，加上自己天资聪慧，师承关系，深悟其道，接受了系统的藏医专业知识熏陶，学有所成，1999年5月获得国家卫生部下属青海省卫生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回望历史，藏医藏药历史悠久，青藏高原和四川藏区的藏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了一些植物的性能及其用于治疗的经验；在狩猎过程中，又逐渐知道了一些动物的药理作用。相传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了“有毒就有药”的说法。在藏族史书中记载有“最早的疾病是消化不良，最原始的药是开水”，这充分说明了藏族祖先们在恶劣环境中吃野果、生肉导致消化不良，自有了火以后人们知道，烧开的水有助于消化，可见藏医学是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祖先的自我保健和医治疾病的方法愈加丰富起来，为藏医药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藏族典籍《玉妥·云登贡布传》记载，西藏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三种疗法，即放血疗法、火疗法、涂摩疗法来治病。同时，还用酥油止血，用青稞酒治疗外伤等原始办法。公元四世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棋嘎齐和碧拉孜入藏，传播了《脉经》、《药物经》、《治伤经》等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公元六世纪以来，从内地传来了医学和天文历算；七世纪，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了“四百零四种病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疗器械”以及四种医学论著如《门介钦莫》（即《医学大全》）等。八世纪，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来了许多医药人员和医学论著，并把其中一些著作译成了藏文，如《索玛拉扎》（即《月王药珍》）等等。2018年12月，在四川省少数民族医药学会和基金会的指导下，阿觉师傅举办了为期十天的“藏医祖传秘方传承研习班”，详细讲解藏医的历史发展沿革，吸引了不少有志为藏区治病救人的藏族青年学子参加，受到好评。（上图为阿觉师傅授课场景）


如今，阿觉师傅已受聘为四川省少数民族医药促进学会顾问和成都锦欣藏医院心理咨询科专家，擅长治疗腹脏的不适症状，及精神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疑难杂症，采用雪域高原特有的植物和矿物，碾成粉末，精心配制成藏药，救治了不少患者，在当地享有很好的口碑。2021年8月，阿觉师傅获得藏医“绝技传承人”的称号，奖状由中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研究院颁发。（参见上图）


阿觉师傅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藏人。例如当年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他亲手绘制了一张大尺寸唐卡。为云南德庆吉堂县的更名仪式绘制了《香巴拉堆绣大观》，后被收入大上海吉尼斯世界记录。他与友人洛桑旺德为新建的香格里拉生态文化村，制作了许多绘画，堆绣，刺绣，羊皮画，石刻等具有藏区特色的传统工艺品，成为当地藏族手工艺术中心和藏学研究交流中心的藏品。


这是阿觉师傅亲自绘制的二幅藏画，均展现了藏族美术作品特有的构图与色彩。如今西藏本土美术已形成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等众多门类，尤其是将西藏唐卡绘画和中国画材质相融合并在棉布或亚麻布上进行创作而形成的“布画”，已成为藏族当代美术一种独特的绘画种类。这种布画，在审美形态上汲取并运用唐卡风格和寺院壁画的造型语言与神佛符号，如圣像主尊式或传记历史式的构图形式、各类神佛形象的现代空间整合等，从而使当代藏族绘画与传统藏族绘画在视觉语言与传统符号上保持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布画，可以说丰富了中国画的技法和语言形式，拓展了中国画的审美意蕴。毫无疑问，当代西藏画家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重要创作群体，阿觉师傅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从藏传佛教美术中撷取有益的养分，并融入现代主义的一些视觉元素及他们对于西藏现实社会的生活感悟，从而形成独具面目的藏族画派。

除此之外，早年阿觉师傅还通过青海省新闻出版署批准，在西宁汽车站开办了一家综合型的图书批发店，以推广藏区环保为主题，四川电子影像出版中心为其发行了光盘。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辩经光盘《雪域大辩经》也是由阿觉师傅推出的。

2005年10月阿觉师傅前往塔尔寺，新建藏族福利学校，为来自藏区的贫困家庭和孤儿提供衣食和学习环境。阿觉师傅说，该学校现有57个学生，男生30，女生27，其中孤儿25人，残疾儿童11人，来自单亲戚的家庭和贫困家庭的11。当地报纸赞扬了阿觉把自己的180万积蓄全部用于学校的各项费用。在他的赤诚之心和深情厚意下，很多残疾儿童和孤儿在阳光下茁壮成长，他被认为是给藏区带来光明，及弘扬和保护藏文化的典范，是发展藏族经济的先锋模范，是藏族环保事业的引导者，因而受到藏区民众尊重和赞扬。

阿觉的藏地生态保护情结

这些年来，阿觉师傅还做了一件功德之事，那就是致力于保护藏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众所周知，藏区有着美丽的雪山，湖泊，寺庙雄立，幡旗飘舞，随处可见转经者和磕长头的信徒。走进藏区，除了这些风景，你或许还会见到游客随处弃置的生活垃圾，让你感到大煞风景。阿觉意识到这些状况，于是他以康勒寺为宣传中心，呼吁并组织藏民结伴外出捡垃圾，保护生态环境免于被污染。


在阿觉师傅的话语中，他喜欢将康勒寺说成是“康乐寺”，似乎更有吉祥的涵义。这一片寺庙群落位于一个规模不大的藏人聚居区，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由于地形封闭，当地与外界的交流非常少。虽然发展旅游业给贫穷的村民带来致富的机会，但是这里的村落被过度开发。当地的传统建筑与传统文化均受到严重破坏。村民们拆除了许多古老建筑，用这些石材建造“标准化”的旅游接待客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色也在不断流失。（上图：在阿觉师傅的组织下，当地藏民捡拾垃圾，保护环境。）

每次见到阿觉师傅，他说起藏区的生态保护，仿佛话匣子就打开了，就像他自己家里的故事，娓娓道来。他说当年为了动员和组织藏民保护环境，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给予精神鼓励，但凡捡到生活垃圾的，比如游客随处乱扔，随风飘散的泡沫餐盒，塑料刀叉，啤酒瓶，易拉罐等等，都要求他们用大编织袋承装，装满了一袋，运送到当地寺院，就给他们奖励，通常奖品是一条哈达，若是遇到了开饭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在寺院里共进餐食，藏民大多心地朴实淳厚，心向佛，有信仰，做善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自己的家园，皆大欢喜，临别时往往互祝“扎西德勒”。

阿觉说，爱护一切生命，保护众生的生存环境，这是佛教的主要宗旨之一。佛教讲人与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等六类生命，都生活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类特定环境中，依靠各自的食物等生存条件而生存。因此，六道众生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众生，每一类众生都离不开环境生存条件。故佛教认为众生的生存环境条件是由众生共业形成，与众生苦乐命运息息相关。若爱护众生，保护众生，必须首先爱护、保护生存环境。


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在当代藏传佛教中衍生了许多保护生态 环境的思想和规章，对保护人类生态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佛律中的规定，佛教徒禁止杀伤动物等一切生命，禁止佛教僧侣砍树和破坏草原，不容许在共饮水中洗衣服、倒垃圾等等。阿觉还说，为了保护野生动物，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把猎人在山上布满的铁丝王网都统统拆除。（上图：寺院鼓励并动员藏民将狩猎的铁丝网收回来，图中可见已卷起来的狩猎铁丝网。）

阿觉师傅在他的第一本关于藏区环保题材学术专著《藏传佛教的生态观》里述及，在藏传佛教中，为了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采取了特殊的方式。如把许多山河、森林、湖泊划为神灵的领地，当作神山、神湖、神林，以众神灵的名义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对动物采取区域性的保护措施，禁止捕杀，提倡行善放生。将野生动物视为“山神的家畜”，禁止狩猎；把地下矿藏如金银煤炭等视为龙神山神的财宝，认为挖山开矿是对神灵的亵渎。

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在没有信仰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些落后的迷信观念，其实是误读，客观上这些举措在历史上藏区的生态保护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所以藏传佛教中，以神灵名义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性灾难现身说法，对人类提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仍然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人类就会把自己推到灭绝的边缘。故唤起全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比什么都重要。阿觉的这本书对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的生态观、生命意识作了概括性介绍，对吸收人类文明中的积极的生态文化，提高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创建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很值得一读。


阿觉还说，每年冬季来临了，山里的雪都会下得很大，路上积雪甚多，为了行人和车辆的生命安全，寺院里也会组织藏民们集体出动，沿途扫雪。在阿觉的眼里。其实这些都是环保的举措。（上图：雪地里中坐者为阿觉，拍摄于2005年，当年阿觉参加生态保护万里行活动留下的照片，背景是雪地里堆放的垃圾袋。）


近年来，阿觉师傅也与时共进，自己创建了四川藏区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微信平台，吸引了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藏区的不少藏民参加。面对目前藏区生态环境所遭遇的空前劫难和破坏，这一平台表达出了一种深重的担忧，并致力于通过民间的努力予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乃是阿觉师傅所做的功德之事。（上图：四川色达县康勒寺）

如今各地破坏性地开发土地资源，扩展城市，乱伐森林，疯狂地捕杀野生动物，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和各种资源的枯竭，已使华夏之邦的生存环境面临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人把探索的视线和兴趣转向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特色的藏文化，把朝圣和旅游的目的地选在至今较完整地保存了原始自然生态和淳朴的古人类文明的藏区并非偶然。

行笔于此，我想起了已故前辈学者李安宅先生，他曾是我的母校四川师范大学原外语系教授，著名的藏学研究家，社会学家，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核心人物。当年我辈77级学生刚入校不久，在校园里曾几次有幸聆听先生教诲。1938年，他应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邀请，到安多地区最大的寺庙拉卜楞寺进行藏族社会调查，历时三年，写成《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历史上的安多（Amdo）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安”在藏语里发“阿”音。藏学典籍《多麦佛法源流》，又译为《安多政教史》，与阿觉师傅的晚近之作《香格里拉政教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记载了这一地名的源出，乃是分别取阿庆岗嘉雪山和多拉山的第一个字，组合而成“安多”。历史上水草丰盛的安多草原，曾是大唐和吐蕃反复拉锯，血肉横飞的战场，无论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豪迈，还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都曾为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1943年，李安宅先生再赴藏区，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写成了分量很重的藏学论文，在国际藏学界被认为是康区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之一，为后学树立了治学的范式。待疫情缓解后，我将有兴趣重走前辈学者之路，再去色达看个究竟。（上图：阿觉活佛与笔者2019年5月在四川大学南苑大门外，锦江河畔的一处茶舍，合执一盒藏香留念，刘晓烈教授拍摄。）


色达就是这样的地方，藏传佛教的圣地，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修今生只为来世。那里的故事实在太多，在这个充满物质享受，精神空虚的混沌年代里，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始终享受着他们的信仰所带来的精神快乐，这正是藏族文化的要义，慈悲与善行，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价值取向，保护藏区这一方神奇、美丽、富饶的净土。我从阿觉师傅的《藏传佛教的生态观》一书里读出了他的心语，谨此远隔浩瀚的大洋，遥向阿觉师傅和他住持的康勒寺，并四川藏区说一声藏语“扎西德勒”，祝福吉祥，万事如意。

2021年8月19日星期四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迷迭西园

图片：来源网络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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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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