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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韩素音, 20世纪的文学传奇

特别约稿 南湖雅集 2023-11-18


韩素音——20世纪的中国文学传奇

文/桑宜川

每年到了岁末,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从书柜里抽出一大摞旧影集,似乎已成习惯,翻开来看看,品味过往的人生岁月。多年前内人帮我整理出的一本大学影集,将我的视线留驻在一张业已泛黄的老照片上,那是上世纪1978年初春的一个午后,我辈刚入学不久,韩素音女士借回四川郫县故里探亲之机,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作学术演讲的场景。那年那月,校园里涌进了历尽十年“文革”浩劫磨难后第一批通过高考入学的77级莘莘学子,笔者亦有幸忝列其中。

彼时图书馆二楼大厅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师生,尤以外语系,中文系,政教系的同学居多。前面的200多个木凳座位坐满了,周围还站满了几乎一圈,四川话可谓“打涌堂”。还记得韩素音女士素颜布衣,温和儒雅,娓娓道来,讲述了她在成都和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她的从医和从文之路,她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中国题材小说人物形象的解读,她在北京与党国政要的交往佚事,以及去国万里,永远也抹不去的那碧落黄尘间的故国情丝与缱绻乡愁。其间还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引来一阵阵会心的掌声。这是我平生初次见识名家的风采,犹如荒漠甘泉,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不仅大开眼界,而且受益匪浅,至今还恍然如昨。


韩素音原名周月宾,谱名周光瑚,父亲周映彤出生在四川成都近郊的郫县,是清末第一代庚款工科留学生,学成后回国,成为了修筑铁路的工程师,多年辗转于华北及西南诸省。母亲玛格丽特是比利时弗拉芒人,出身贵族家庭。韩素音生于河南信阳,虽为混血儿,但自幼跟随父母,在成都和北京长大,在老四川人的茶馆话语中,每当回忆起她,常称之为“四川女儿”或“郫县妹子”,带有一种亲切的韵味,因为家乡人怀念她,至今不忘。(上图:1984年3月3日,韩素音参观四川安岳县林凤乡麒麟村,与村民交谈。)

史料记载,1933年韩素音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考入医科预备系,与民国大家闺秀郑念、梁启超之女梁思懿、乔冠华前妻龚澎皆为同班同学。1935年秋,获得奖学金(庚款留学经费),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从此对文学产生兴趣,谱写出她的人生绚丽诗篇。(下图:韩素音参观四川安岳县毗卢洞石刻受到当地群众夹道欢迎)


她晚年多次返回四川故地寻根,探亲访友。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之后,韩素音女士于2012年11月2日在瑞士洛桑家中去世,享年96岁。其时,笔者曾为她写过一首纪念小诗,辑录与此为念:“巴山蜀水有传奇,陌上花开出素音。最是惊鸿鹅毛笔,岁月沉香风雅吟。”近年来,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几位世家名媛相继去世,“名媛”一词已几乎成为绝唱,令人唏嘘不已。如今,能够享有这样尊贵称谓,并受到广泛认同的女性还有郑念、杨绛、张充和等从民国走来的最后几位名媛,已成稀世“文物”。

韩素音,芬芳不散的迷迭香

作为观照,韩素音亦是一部传奇,她的人生舞台延伸到许多国家,显得更为辽阔。作为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的女儿,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中国驻英武官的妻子,铁幕时期穿行于东西方世界的国际友好人士,以及毛和周二人传记的作者,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使其写作超越了个人讲述的范畴。其作品主要取材于20世纪中国社会和历史,英文自传小说《瑰宝》被好莱坞搬上银幕,风靡一时。“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这就是韩素音的小说《瑰宝》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表达了她的一生坎坷和情感经历,也给其作品染上了神秘的魅力。


在当下中国,尤其是年轻读者群体中,韩素音这个名字显得有点陌生,但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她的名字风靡整个中国大陆。作为海外友好人士、记者与作家,关于她的报道以及与党国政要人物的合影曾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官方媒体上。另一个令她名声大振的缘由则是她和周之间的私人友谊。她曾担任过周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之间“特使”。

纵观她的写作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共计出版过24部文学书籍。在特定的年代中,韩素音以英文、法文写成的作品就像一个个视窗,为西方读者了解“红色中国”提供了参照,在冷战时期,客观上帮了中国的大忙。或许可以说,1949年之前“红色中国”的形象主要依靠美国记者兼作家爱德加·斯诺的作品在西方传播,之后则仰仗于韩素音的系列中国题材文学作品建功,应非妄语。作为回报,韩素音生前曾经无数次被当作国宾,在京城人民大会堂里享有中国政府的最高礼遇。令人遗憾的是,晚年及身后事却倍受冷落,读书界也几乎遗忘了她。


其实,长期以来中西文坛对她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外国读者较早接触她的作品,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妇女曾一度把她的小说作为随身携带的流行读物,与口红胭脂并列,放入精致的手袋。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读毕她的第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 Chungking)后更称“花一小时阅读她的小说所获得对中国的认识,比在那儿住上几年还要多”。由此而来可见,西方读者将韩素音的作品视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契入点,虽然无法认同她后来在几本传记中对中国政治人物以至文革“歌功颂德”的文字。

由于多年的教化,国内读者普遍赞扬韩素音是一位情系爱国的海外华裔作家,然而撇开与政治关联的论述,国内文学研究者对其作品依然兴趣缺缺,未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其去世时国内官媒缺少应有的文字报道即可看出,几乎是刻意遗忘了她。无论站于中国或西方立场,读者似乎都无法摆脱一个被政治化了的韩素音,当然所谓“政治化”未必不是作家个人创作理念的实质体现,只不过我们更乐意相信,在这个长年游走于世界各地的著名女作家的笔下,其实也有其内在的人文风景,及知性的表达方式,例如她的情感经历,以及自身一路走来所历经的风霜。


韩素音的三次婚姻,比她的小说更传奇

韩素音于1938年归国,计划去时称“抗日堡垒”的武汉。在从马赛到香港的海轮上,遇上生命中的第一位丈夫,一名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唐保黄。两人在旅途中一见如故。唐与她谈起抗战话题,表示不惜为拯救祖国而捐躯。唐的慷慨男儿气息深深吸引了韩素音。于是他们相爱了。就在这年中秋节他们举办了婚礼。

这段开始甜蜜、后来苦涩的情感经历,成为她此生中最不愿回首的内心痛楚。这是因为在婚前缺乏真正了解,婚后不久两人的感情就出了问题。唐反对她去做救护工作,要她做一个本份的家庭妇女。其实在那样的年代,这基本要求乃是人之本善,并无大错,关键是娶了这位知性达观,读过洋书,不甘于做旧式妇女的韩素音。


韩素音为了寻求精神寄托,1940年收养了一个女婴取名蓉梅。“蓉”乃成都别称,或许是纪念她自己在成都度过的幼年岁月,她为之写下不少日记、回忆片段,借以自我慰籍。在这期间,她还写出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初稿,并寄给成都助产学校的修女玛利安,请她协助修改。1941年夏,玛利安把韩素音写出的文稿带到了美国。

1942年末,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英文版出版。就是这本《目的地重庆》,激励韩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但也正是这本《目的地重庆》,触怒了夫君唐保黄。唐斥责她不守妇人本份,写书抛头露面,甚而因此为由,经常羞辱和殴打她,夫妻感情日渐恶化,同居一室视若路人。其时,唐被民国政府外交部聘用,前往驻英国大使馆履职武官,韩素音随丈夫前往。1945年唐回国参加即将爆发的内战。她没有同丈夫一道走,继续留在英国攻读医学专业,194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返回香港从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47年唐死于东北战场,韩素音终于结束了这段长达10年的不愉快婚姻生活。


韩素音将1949年前的经历,后来都写进了她的自传三部曲:《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和《无鸟的夏天》。在第一部《伤残的树》中,韩素音讲述了家庭背景对自己的影响。她写道,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他们的相遇本应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惊艳碰撞,但在20世纪初期,这种交融却充满了苦涩与迷茫:玛格丽特对东方古国的浪漫幻想被乞丐、蝗虫、饥馑所取代,而心目中的“东方王子”,也成了无力保护妻子的乡绅,那年月“洋媳妇”整天受到乡邻的好奇目光,以及族间繁缛习俗纠缠。韩素音和她的兄妹一出生也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他们在家讲中文,出外学英语;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上午穿着中式服装、带着毛笔和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她的家庭在当时的乡村堪称一绝。韩素音的讲述为民间记忆奉献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和独有的观点,使得历史碎片犹如珠玉,有了情感与温度。


在经历了几年的寡居生活后,于1952年嫁给了在香港的英国出版商唐柏(Comber),改名伊丽莎白·唐柏。随后两人到马来西亚柔佛州,韩素音继续行医,客居南洋长达12年之久,读者可参阅新加坡八方出版社2016年版《韩素音在马来亚》一书,其间曾为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而奔走,但后来两人离婚,再次劳雁分飞。之后,韩素音嫁给了当年印度军队的一位上校。这次婚姻给她带来了终生伴侣,韩素音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陆文星。

他们育有3个印度血统的孩子,现均在印度成家立业。两人感情甚篤,相依相爱,晚年定居瑞士,直到2003年,陆文星因病辞世。如此这般的跨国婚姻,正所谓“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情深共白头”,不可谓不凄美。其实,生活中的不尽如人意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与注脚,倘若韩素音没有经历这些凄美的婚姻故事,也就没有后来世人读到的人生三部曲系列小说。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韩素音接受印度总督、前香港总督马尔科姆的邀请,去印度新德里度假,而后又去南亚一带旅游。在印度总督官邸里,韩素音见到印度总理尼赫鲁。随后不久,印度官方向她提供参观的新项目中,有一项是参观尼印公路风光(由印方捐建),向导是印方负责人陆文星。陆文星出身名门,父亲为一所大学的校长。


1993年,韩素音回成都访问时,还向媒体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60年,印度为中印边界争端决意要攻打中国,派一位高级军官领兵前往印中边界,可这位军官说:“中国是友好邻邦,不能打中国人。”他的上级对此十分气恼,严厉地对他说:“你若不去就撤了你的职!”他却坦然地回答:“撤职我也不去。”这个故事中的那位高级军官就是韩的丈夫陆文星。在韩素音眼里,这位印度上校聪明、和蔼、宽容,并且热爱中国,这完全符合韩素音对于夫君的期许。(上图:韩素音与巴金合影)


韩素音本人即是她自己小说中的原型。第二部小说《凋谢的花朵》记述了作者从12岁到22岁(1928年-1938年),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个人生活以及交往史:1931年从北京圣心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当秘书,其间她的初恋对象竟是执迷不悟的纳粹党徒;1933年在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与龚澎、梁思懿成为同班同学;1935年取得庚款留学经费赴比利时求学;1938年,因挂念自己在抗战中的祖国,放弃了学业和爱情,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上图:1987年韩素音在北京拜望冰心)

第三部小说《无鸟的夏天》讲述了1938年至1948年韩素音的个人生活,其间同样也穿插着广阔的社会历史事件。1938年,韩素音在马赛开往香港的海轮上邂逅了生命中的第一任丈夫唐保黄,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的侄子,两人到达武汉后,很快结为夫妇。但韩素音被这场不幸福的婚姻折磨到近乎崩溃。1947年,唐在东北战场阵亡时,她在英国念书。


对于自传三部曲的整个创作过程,韩素音介绍说:“我从1964年动笔写这部家史,一直到1979年才得以完成。全书共分四部。每一部里包含历史、传记和自传,里面记录了几十年间的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以及这些情况和史实对我父亲、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影响。” 对于这自传三部曲,韩素音自己说:“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经历者和参与者,自然有与别人不同的人生体验和感触,我希望把自己的感受奉献给读者,而并非要为人生一劳永逸地提供什么灵丹妙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探究人的心灵,作者自己的心灵以及书中人物的心灵,用心灵与读者对话。我写作的目的是引入普世的人性,从而唤起人们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明辨是非,争取光明。” 如果说韩素音的自传小说见证了中国现代史,应该是并不为过的中肯评价。


韩素音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她的自传小说《瑰宝》,原版书名为A Many Splendoured Thing,以流利英文写成,1952年在英国刚一出版即引起轰动,旋即被译为多种文字,几十年间被不断再版。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在写给韩素音的信中这样说道:“尊敬的女士,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可见当年受到读者青睐,流传之广。

1955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爱情至上》),在原书名前添加了一个词,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则有商业片的煽情之意,画龙点睛,收事半功倍之效,果不其然,次年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韩素音本人也因此而驰誉国际文坛。至今我仍不太明白,夏志清先生为何没有在《现代中国小说史》里辟出专章,推荐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以她当时获得的国际声誉,早已超越了同样能以英文写出美文的张爱玲。说来真是很有意思,韩素音晚年在瑞士佳作不断,读者青睐,死后倍受哀荣;张爱玲晚年搁笔,再也没能写出旷世之作,而且在美国居无定所,最后孤苦伶仃,客死在一家公寓里,几天无人问津,令人唏嘘不已。

文坛传奇,韩素音的世界声誉

晚年的韩素音常应邀去美国、德国、瑞士等20多国讲学和游历,介绍中国历史等问题,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著作。1989年,在她的资助下,中国翻译协会开始举办“韩素音青年翻译大赛”,以鼓励更多中国内地青年翻译人才的涌现。此项大赛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翻译界影响力最大的竞赛,延续至今,长盛不衰。1994年,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韩素音“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称号。除此之外,“冰心文学奖”也是在韩素音等人倡议下设立的,于国于民,实在是功德无量之举。

多年的耕耘,使得韩素音在国内学术界人脉极广,许多大学校园都留下了她的身影。有关她在西方文坛的影响力,作家刘心武曾说,“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询问过10名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不同的法国人,问他们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中九人都肯定地回答:韩素音。”由此可见,她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必读书之一。对于国内读者而言,她的小说《瑰宝》以及自传三部曲近年来已多次由国内出版社再版,可以阅读分享。


在这些书重新出版的序言里,韩素音写到,“我虽客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又因身体原因,已十余年没有回到中国看看了,但这丝毫不能冲淡我对她的感情,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生命。”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使其自传完全超越了一般人自我讲述的范畴,民国时期的冯玉祥、刘湘、李劼人、龚澎、冯亦代、叶君健、季羡林、谢冰心、巴金等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各界闻人都出现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是当年身居海外的夏珍珠、林语堂、张爱玲们所无法超越的文学人生故事。


据说韩素音的名字是有讲究的,寓意“汉属英”,但她挚爱故国,虽然身在远方,作品大多以母国作为叙事主体。“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她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通过撰写自传系列,用心灵与读者对话,她非中国籍,却穷极一生只为中国代言,令人感佩!那个年代,她的名字曾风靡中国,至少有一亿国人听说过韩素音的名字。(上图:2019年8月作者专程到瑞士洛桑,在瓦莱州图书村为韩素音女士竖立的雕像前拍摄。)

如今,斯人已逝经年,当我再次翻开韩素音作品时,感悟到不同时期读者的认知或许有所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思想开放,百家争鸣,读者或多习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关注其作品对旧中国黑暗面

的暴露和书中海外华人爱国主义情怀的展现;时光流转到了90年代,读者较多关注书中所展现的中西文化冲突及身处文化夹缝中的欧亚混血儿灵魂中的矛盾与痛苦;而在多元文化交流全球化的今天,其作品的价值则已被重新发现和阐释,以独特的身份参与到读者关于现代化、现代性、后殖民话语、多元文化、边缘族群、跨文化交际等热门人文话题的讨论中。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作为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很可能是唯一能用优美的英文和法文写作的作家,其文笔优美,构思独特,从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变迁,从东方到西方,从都会到乡村,从洋人到乡民,从官宦到黑帮,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不被其写入作品。因此可以说韩素音将自身经历和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加以叙述,是文学与历史的完美结合,字里行间透射出的人性美,将会成为经久不息的话题。她和鲁迅一样,弃医从文,穷尽一生,只为给中国人正名。她的一生不仅是传说,更是传奇,而且作为一个被严重疏漏的篇章,迟早将会编入各种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2021年7月7日星期三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迷迭香园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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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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