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水的男孩】作者：江小迪

「所有游学均支持私人定制」南岳大庙与南岳衡山古代的衡阳，似乎总和大雁有关，从秦观的“衡阳犹有雁传书”到范仲淹的“衡阳雁去无留意”，年复一年大雁的往来停留，使得这座城市也被称为“雁城”。近代的衡阳，最惨烈的战役发生在这座铁路重镇上。47天的衡阳会战，中国军队的孤军固守，打破了日军7天之内打通大陆交通线的黄梁美梦，全城焦土，千年古城被夷为平地，也使得衡阳成为唯一的抗战纪念城。现代的衡阳，既缺少了“回雁峰头，依约雁南翔”的诗意，也被忘却了英雄城的荣光，曾经的湖南第二城，早已被超越。外地朋友去衡阳耍，除了听闻过南岳衡山外，似乎也无处可去。可别忘了，衡阳是一座2200多年的历史古城，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不是一座没有故事的城市。回雁峰走进衡阳，可以从石鼓书院开始。自古以来，湘赣之地便书院汇聚，英才辈出，而衡阳的石鼓书院更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迄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唐代的李宽步李泌后尘，奔南岳而来，见石鼓山林木葱郁，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环绕，遂结庐读书其上，创建了这座古老的书院。此后，这座书院千年延续，苏轼、周敦颐、朱熹等一干名士曾在此开坛讲学，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石鼓书院成了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深深影响了湖南甚至中国，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齐白石等等都曾在此求学。石鼓书院说起书院，石鼓书院并不是衡阳的唯一。建于清末的船山书院虽然历史不算悠久，但也是湖湘文化的一脉相承，衡阳近代文化繁荣的代表。1882年，衡州乡绅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等集捐，将书院建在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王船山是谁？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也就是被称为船山先生的衡阳人王夫之，算得上是衡阳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王夫之不屈的气节也被衡阳人继承。作为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衡阳保卫战的惨烈程度常被拿去跟莫斯科保卫战相提并论。王船山故居近代的衡阳，是湖南第二城。湘江边上的“退省庵”是晚清重臣、“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故居（有学者认为另三位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因为“皆自建，不烦公费”，亦号“退省庵”。彭玉麟是近代以来衡阳最知名的人物，他1853年受曾国藩邀请加入湘军水师，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此后镇压太平天国屡建战功，之后又参与创建长江水师。中法战争前夕，彭玉麟以68岁高龄受命前往广东帮办两广军务，主张支援刘永福、重用冯子材，创下“镇南关大捷”。彭玉麟故居关于衡阳，还有一个话题是必须提及，那就是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衡阳保卫战”。它是我国抗战后期，中国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抗战八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兵最多，空前惨烈的一次城池争夺战。南岳衡山抗战时期的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衡阳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的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一号作战”计划，6月18日，经过三次会战后长沙陷落，日寇铁蹄，便直指衡阳。6月23日，日军对衡阳发起大举进攻。南岳衡山的祝融峰衡阳保卫战十分惨烈，国军伤亡17600多人，而日军也伤亡29000人以上，是日军唯一一次承认死伤人数超过我军的战役。最终在外无援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方守军提出谈判，而谈判的内容很简单：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此外，接受停战，但决不投降。金刚舍利塔与南岳衡山47天让这座千年古城成为焦土，日军遭遇重创，守军和衡阳人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衡阳人民仅仅为抢挖工事，运送弹药，就牺牲了3000多人。这场会战延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使得东条英机内阁倒台，更为中国军队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誉。

【蒙古人】作者：江小迪

还是荒年的开始无法想象接踵而至的严冬新寄来的寒衣是否足够抵挡流言失败的生活

他和杜尚一样反现代，也不想模仿任何大师。他说他没有绘画的这个概念，绝对像是远古神话时期，那些在岩壁上信手涂鸦的野人。那时他所有画的内容，基本是希腊神话和草原这两个主题；他想在抽象和具象之间，找到他自己对宇宙的认识和表述。----

他认为创作的过程无法控制，万事万物没有什么是人可以真正控制的；如果能控制那就没有命运了，你就是不相信命运。我坦承我看不懂他的画，他说他同样看不懂，他要帮朋友挑选自己的画，他也束手无策。那种美是自己说不出来的，不像画一个美女，你只觉得画的好还是画的像，很容易评选。他画的草原，草原应该是具象的东西，在他那里依旧看不出。他说真正的草原，原本没有上下方向，所以这些画，你也可以随便换一个方向去挂去看。----

11号航班空姐邓月薇，因率先报告劫机事件被追认“美国英雄”称号阴谋论者列出的“证据”多达上百条，这里仅列举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两条：1.

如此这般地数下来，则秦以后，清以前，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便可以说是由流氓来导演并主演的。这里说的流氓，当然既包括军阀化的流氓，也包括流氓化的军阀。

【战争】作者：画怪江小迪

【新泉湖】作者：画怪江小迪

年出生于北京。自幼年受家庭和周边影响，对绘画产生兴趣，开始了长达一个甲子的绘画探索和实践的生涯。江小迪的绘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60

▲韦森

世界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句有人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有人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傅雷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几乎看不出翻译的痕迹，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他一生都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翻译“巨人三传”时期的傅雷（年仅26岁）世人皆知傅雷是译界大神，《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迄今仍是无人超越的译本，读者正是因了傅雷才爱上罗曼·罗兰，爱上了巴尔扎克，爱上了法国文学。但很多人不知道，傅雷的艺术造诣也无与伦比，年轻时他到法国留学，主修的是美术史，拜访过野兽派掌门马蒂斯，研究过艺术巨子塞尚、罗丹、米开朗琪罗；受罗曼·罗兰影响，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音乐大师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研究；为翻译法国学者丹纳的《艺术哲学》，精研了全面的西方艺术门类；中年以后，喜欢画家黄宾虹的作品，结成忘年交，对黄宾虹的艺术，作了极为精湛的解读......▲马蒂斯的名画——对傅雷影响较大的马蒂斯画作这是一个真正的全才，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哲学、宗教......无所不涉，又似乎处处开了天眼，无所不精。然而，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一个天才级的人物，1966年9月3日，傅雷和妻子携手，一起悲壮地告别了那个极端的时代。▲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走之前，傅雷留一封遗书给妻兄委任后事，都是细琐的“财务问题”，包括代付房租、代还手表，还特意让他把一张600元存单交给保姆，“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尤其令人感慨的，是“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傅雷夫妇的遗嘱走得干干净净，不负欠、不拖累任何人，事事为别人着想，连火葬费都自行打点好。令人无限唏嘘。然而，您以为这就“彻底告别”了吗？人究竟可以高贵到什么程度？悬梁自尽前，傅雷夫妇在凳子下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怕踢倒凳子时吵醒邻人。文明先于他死去，他却把底线守到了最后一刻。这就是傅雷。朋友们都叫他老顽固，因为他“太轴了”，傅雷却说：顽固至少比随波逐流好！不肯随波逐流的傅雷，注定要跳脱出命运的黑暗。如儿子傅聪所言，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作为一个被现代文明洗礼过、拥有一颗睿智大脑的现代知识分子，多年后傅聪回忆说：“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文主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一位书友说得也许更清晰：“这就是他最刚烈的一面。一个人，可以用苟活的方式度过，但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傅雷不会走这条路。”▲傅雷与儿子傅聪在研谈诗词（1957年夏）此前的种种举动，已是终局的征兆。他说过，“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为了正义，他和刘海粟等名家绝交；为了原则，他不惜得罪无数“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样一个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在被扭曲的时代，除了专注于学问，很难再找到别的容身之处了，正如他的碑文所刻：“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傅雷夫妇的墓碑然而，何止是“一个世界”？有人这样评价傅雷：哲学家在他的书中研究哲思，文学家在他的书中感受情怀，史学家在他的书中品读沧桑，艺术家在他的书中汲取美感……傅雷，奉献给这个世界的太多，时代则只留下他一个落寞的背影。然而，他天才的大脑，他对现代文明深刻的领悟，他壮烈的殉道之姿，使他成为一个时代寂寞的先知，而最能体现这几点的，就是这部他生前未能如愿出版，后来被誉为中国版“艺术的故事”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珍藏插图版）封面艺术界的朋友都知道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艺术类作品的“天花板”，贡布里希把艺术与智慧结合起来，讲述了他对艺术作品最深切的热爱，以其独特的天赋，把艺术知识以及作者的精神体验传递给读者，因此被誉为“西方美术史圣经”。但对中国读者，了解西方艺术最好的登堂之作，首推傅雷先生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不客气地讲，《艺术的故事》所达到的惊人高度，傅雷用这部早其二十年写就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已经毫不逊色地率先做到了。尤其，傅雷写此书，是针对当时中国“既没有真切情绪，也没有坚实技巧”的艺术现状，因此，他着意把艺术的本质作用和深层价值，糅合到每幅画的通识介绍中，并用最美的中国文字，予以了逐一的呈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珍藏插图版）内页艺术的使命在于洗刷我们灵魂中的灰尘很难有一本书，能像《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样，体现一个人对艺术的全面领悟。很多人以为，弄清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就算了解了“艺术”。其实，艺术是社会文化的总成，如果没读懂一幅艺术品的内涵，单纯的色彩和线条，并不值得我们驻足。▲达·芬奇手稿在对名作的特点进行点评的同时，傅雷用他的丰富学识和深刻洞察力，将每幅名作的历史背景、时代哲学、社会思潮以及文学、音乐等相关元素水乳交融，让经典得以更通透地呈现。全书何止“二十讲”？对每幅画的解读，都是一堂立体、饱满的艺术课，那种系统的熏陶，单纯讲艺术，或单纯讲历史的很难做到。▲傅雷解读《圣母子和圣安妮与施洗者圣约翰》书影比如，解析蒙娜丽莎那谜一般的微笑，傅雷指出，这需要艺术家的敏感、科学家的精细和诗人的温婉“三位一体”，而达·芬奇正好包括了全部。比如，傅雷对大师风格的高度提炼——波提切利的妩媚、达·芬奇的精深、米开朗琪罗的宏大、拉斐尔的精巧等等，贴切到位，欣赏他们的作品时，等于戴上一枚定海神针，对作品的理解，不会出现偏差。▲波提切利《春》艺术是带有情感的世界，一个人没有审美能力，再美的世界在他眼里都是乏味的，而审美是一种共情能力，能在第一时间深切领悟到他人的感受，这就需要各门类艺术的共同滋养。作家楼适夷说，“傅雷的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打开这本书，即知此言不虚：本书不仅是一部广博的美术鉴赏指南，更是一部精微的艺术修养宝典。▲傅雷解读《雅典学院》部分书影艺术是时代的引领者傅雷对世界美术名作的讲评还在继续攀升：经典名作不仅是一幅画，也是时代的信号、文明的旌旗，它不仅展示着文明，也引领着文明。对那些伟大的艺术家而言，观念的价值，甚至远胜于作品本身。▲米开朗琪罗《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开启了人本主义，傅雷告诉我们，从此，艺术不再仅仅是一种模仿，而成为色彩化的哲学和科学。这是西方古典和现代美术的根本分野，也是中西美术的重大差异所在。▲达·芬奇素描设计稿欧洲绘画之父乔托，率先开始了这种互动，他的壁画仍以宗教为主题，但不再是让观众为拯救灵魂而祈祷，而是作不涉利害的欣赏，第一次使观众成为真正的主人。▲欧洲绘画之父乔托笔下的壁画达·芬奇的全部理论则建立在一个信条上：艺术是科学。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能与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相提并论，答案就在这里：画家的眼睛能够超越现实，艺术的使命是唤醒想象。▲米开朗琪罗天顶画中世纪的终结，近代国家的诞生，城邦经济的恢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迁，不仅被艺术的理性所记录，也被这种理性推往更高的层次，著名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即如此。▲《自由引导人民》社会观念即将改变时，艺术家会先于大众感知，用作品展现观念在审美上的突破。大师们各自独特的表现方式，其实正是人类历史发展、文明演进的注脚。如果不是傅雷先生告诉我们，审美需要的不仅是感性触动，还需要理性思考，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很多人也许终生都会以为，画得像，才是画得好。▲《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珍藏插图版）内页与美告别是人生的真正遗憾艺术是一团火，可惜，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蒙娜丽莎》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居然没给主人公的双眸画上瞳仁？▲达·芬奇《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有几十个版本，为什么是达·芬奇的版本最终暴得大名？▲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有人说古典绘画（14-19世纪）就是一幅幅人头像，比现代绘画简单多了，其实不然，任何缺乏内涵的作品，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在西方古典美术面前，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门外汉”。今天，能在全球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看到的最具欣赏价值的艺术品，大都出自这个时期；各类媒体、图书、影视剧中频频出现的艺术经典，也都以这一时期为主。如果只是仅仅知道它们的名字和作者，而不知其内涵，我们就永远与艺术隔着一层厚厚的栅板，也就是所谓的“美盲”。傅雷先生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无疑是拔掉这层栅板的首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珍藏插图版）内页在书中，傅雷先生从500年的时代长河中，精心遴选出各古典画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用深入浅出、质朴凝练的点评，三言两语即勾勒出每位大师、每幅画的风格和特点，即使没有美术基础的读者，也能做到无障碍理解，这种高超的写法，正是基于对这些作品的极度熟稔。尤其是，傅雷先生对“瑕疵”的眼光独具，使本书充满了细节的魅力，亦体现了这类著作难得的公正性。比如指出波提切利的“构图人物缺乏谨严的关联”，对提升读者欣赏层次，无疑是难得的指点。▲《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珍藏插图版）内页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艺术家和观众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所谓的艺术鉴赏力。而西方古典美术扛鼎之作尽在此书，如果想找到一种最靠谱而又最轻松的艺术通识门径，本书中的200幅世界名画，在傅雷先生的精妙解读中，足够我们长久地流连......傅雷说过：“艺术的最高目标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表现或伟大的思想、或人类的热情的使命。”打开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画，收获的则是叠加而来的汹涌的力量——美的力量，热情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也只有傅雷先生，才能通过一部美术史，带给我们如此丰厚的收获。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傅雷先生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由于这部名作过于经典，再加上已进入公版期，所以，今天市面上版本较多，而三联书店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珍藏插图版，尤具特色，评分较高，更值得珍藏：·高清名画、图文并茂：精心挑选200幅精美、高清的世界名画，结合傅雷的讲解顺序一一呈现，既有全图又有细节，排版恰到好处。▲傅雷对《蒙娜丽莎》整体及局部讲解图·全彩印刷、装帧精美：16开本，大小适中；全彩印刷，还原名作原汁原味；硬皮封面护书，软皮函套防尘，装帧精美而实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封面及装帧·裸脊锁线、适于阅读：裸脊锁线精装，既符合东方审美，又适合平铺阅读；纸张柔软坚韧，经得起反复翻阅；文字侧边留白，方便做笔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内页书影最美的装帧，才配得上大师的经典名作，配得上傅雷的先知思想。先知书店有幸获得该版本的最后库存，并8折私享，数量有限，点击图片或识别二维码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键选购最适合和本书配套阅读，同为限量版本的《家庭艺术馆》，以及《艺术的故事》）。

这本书堪称一面锃亮的镜子。站在它面前，必须有一定的勇气。苏联解体，自然是各种因素的合力，但底层逻辑，是民生的凋敝。然而此前，一直没有一本能说透苏联经济体制的书。很多人不清楚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与苏联的区别到底有多大。而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经济体制的细节，则是更多的人全然不知。幸好，这本书终于还是艰难地出来了——《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俄国彼得一世到普京》（上下卷），不是单讲今天的俄罗斯，而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整个俄罗斯，当然，主体是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沙皇时期的故事只是作为大背景。阅读过程中会明白，这书名是做了“退让”的——因为还包括关于其他“改革”的描述，甚至还谈起中国......本书作者是国内苏俄经济最权威学者、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91岁的陆南泉教授，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是七十多年来，阐述和分析苏俄经济问题的难得一见的好书，梳理了沙皇俄国经济体制至当前俄罗斯经济体制发展的全过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综合分析，理清其发展脉络，并附以详实的史料加以佐证，说清楚了经济体制改革与苏联解体、市场经济转型与俄罗斯困境的密切关系，有深度，有见地，很多史实（包括现状）的披露与评论，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心与操守。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号，日本投降仪式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重庆，抗日战争胜利游行十四年抗战，山河动荡，碧血千秋，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太多感天动地的壮举，漫长的抗战，3000万军民伤亡，近2000万中国人死亡，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为史上之最悲壮一幕。然而，今天仅有一句“勿忘国耻”还远远不够，我们亟需从更加宽广的时空背景下，反思这段历史。抗战史上的八个瞬间：▌九·一八事变——被忽视的“二战起点”1931年9月18日，当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还在筹划着如何“倒蒋”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半年时间内，沈阳、长春、哈尔滨相继沦陷，东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丧失，十几万东北军撤回关内，3000多万同胞沦入日军统治。▲正在燃烧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一·二八事变——“南北夹击”下的危机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进军哈尔滨，同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起进攻。驻上海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浴血抵抗，这是抗战中中国军队第一次正面抵抗，伤亡士兵1.4万。一·二八事变一周后，哈尔滨沦陷；两个月后，在国际调停下，淞沪战争停战。▲一·二八事变中的守军十九路军▌卢沟桥事变——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1937年7月7日，日军由卢沟桥进攻京郊宛平城，驻守京津的第二十九路军发起抵抗。随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全面抗战爆发。然而，一个月的时间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平沦陷前夕，二十九路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卢沟桥事变中英勇战斗的中国军人▌淞沪会战——凡尔登是绞肉机，罗店是血肉磨坊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主动向上海日军发起进攻，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爆发。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死伤25万，日军死伤4万余，仅罗店一役，国军王牌精锐第18军与日军拉锯近十日，全军建制被打破，被称作“凡尔登是绞肉机

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每一次离开陆地，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每一次冲上天空，都将自己的生死抛向了蓝天。他们和我们这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有梦想、有情怀、有对爱情的憧憬、有对家人的眷恋，但生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他们只能以死作为毕生的修行。如果不是因为一部名叫《冲天》的纪录片，至今为止，很多中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知道他们曾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换来了什么。——度公子

小学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小学课文往往会牢牢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以至影响一生。在台湾，我很偶然看到蒋介石时代的小学“国文课本”——在大陆叫语文课本。几乎在每一册国文课本里，都有颂扬“总统”蒋介石的课文。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早已落满历史的灰尘，但是透过这些课文，却形象地勾勒出在蒋介石的“威权时代”，台湾的小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台湾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蒋总统小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中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敬意，在“蒋总统”之前都空了一格：蒋总统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流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总统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总统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这个“逆水小鱼”的故事，我在走访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的时候就听说过，想不到居然被写进台湾的小学课本。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另一个故事“泥土与寄生虫”，也被收入台湾小学三年级的课本，标题为《爱国的蒋总统》：蒋总统从小就很勇敢，又很爱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了陆军学校，预备将来保护国家。蒋总统在陆军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卫生学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说：“这一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万个微生虫。”这句话引起了蒋总统的注意。日本教官又说：“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蒋总统听了，非常气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然后向日本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虫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日本教官没有想到中国学生里面，会有这样勇敢爱国的青年。一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故事，写进台湾小学课本，使小学生从小就敬佩蒋介石。在台湾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里，那篇《忠勇的蒋总统》，令小学生对蒋介石肃然起敬：民国十一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时候，他的部将陈炯明叛变了。国父就到永丰军舰上去避难。这时候，蒋总统正在上海，听到国父蒙难的消息，就决心赶到广州去帮助国父平乱。许多人劝阻蒋总统说：“现在你到广州去，好像是走进虎口里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蒋总统回答说：“我到广州去，是为了帮总理完成革命事业，怎么能够顾到自己的危险呢？”他就立刻启程，到了广州，登上永丰军舰，来保卫国父。国父看到蒋总统来了，非常欢喜，对新闻记者说：“他来了，好像增加了两万援军。”这篇课文不仅表现了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无限忠诚，而且还通过孙中山之口，赞扬蒋介石一人顶“两万援军”。在台湾六年级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伟大的蒋总统》：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国语课的时候，王老师对班上的同学们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王明立刻站起来说：“今天是民族复兴节。”王老师说：“对！不过，还有一件更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大家都一时回答不出。王老师就郑重地告诉大家说：“在民国二十五年（引者注：即1936年）的冬天，那时全国军民在蒋总统的领导下，正在发愤图强，向着民族复兴的大道迈进。谁知张学良、杨虎城受**的唆使，乘着蒋总统到西安视察的时候，偷偷地派了许多兵，把行辕包围起来，并且提出许多无理的条件，强请蒋总统签字。蒋总统不但严辞拒绝，并且大加训斥，说：‘我头可断，身可死，但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正气不能不保持。我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民（引者注：当时的中国人口为四亿）的人格，人格如果有所毁伤，整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张、杨二人因深受蒋总统伟大人格的感召和全国军民的指责，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护送蒋总统回南京。当时全国军民疯狂庆祝，比任何节日都热烈。同学们听完之后，都觉得蒋总统太伟大了。在这篇课文里，蒋介石被塑造为气节高尚的英雄，而中共被称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则成了叛逆。这一篇篇颂扬蒋介石的课文，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是蒋介石时代台湾进行个人崇拜教育的缩影。蒋介石被披上“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伟大”等种种光环，成了神明的化身。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有点可笑，然而当年的台湾小学生正是读着这样的小学课文成长起来的。假如当年蒋经国不主动放弃国民党独C之权，很难想象其后代还会有今天，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重返政坛。台湾今天的这种体制之所以如此，还要从历史——尤其是二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确立——去找原因。蒋介石虽然早已逝去，但直到今天，仍未“盖棺论定”，这在“死者为大”的中国，是个重大遗留问题。不仅如此，百年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太多故事，都或多或少与他有关联，如果连“基准人物”都晦暗不明，又如何敢对其他事件、人物妄加评论？很多关注历史的人，因此会自己去找相关的书读，希望能籍此，搞清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绝对无法绕开的人物。然而，骂他的书太多，实写的极少，除了意识形态就是街头八卦，几乎都不足一观。太多人就是通过这些书完成对蒋的认知，所以在身边、网上见到各种奇葩言论，丝毫不奇怪。而能真正触及蒋之灵魂、真正值得挖掘和思考的问题，那些书却避之不及。原因在于，什么东西都怕深挖，一深挖就触及逻辑，这既是那些书的智商上限，也是“敌我意识”使然。比如——蒋出身草根，天资也谈不上聪颖，白崇禧评价他的军事水平只相当于一个排长，他为何能接连战胜党内大佬和各地军阀，最终带领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蒋早期是布尔什维克的信奉者，为何后来与苏俄决裂？在联俄与亲英美之间，他是如何做出选择和判断，从而给国民党的“质变”带来重大影响？众所周知，辽沈战役是国共内战重大转折点，国军从开始的优势到最后的崩盘，哪些属于“根本原因”？蒋因军事失利而偏安一隅，死后却出现了一个别样的台湾。如果他当初没有在大陆溃败，历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向？与蒋一同下葬的还有几本书，这几本书象征着他一生的纠结。蒋成于妥协，最终又败于妥协，如果说妥协是其一生行事最鲜明的招牌，那么，是个性使然还是理念所致？把这样的问题弄清，才会明白，其前期的成功既来自于政党、军队，亦得益于他的世界观；其后期的失败，既来自对手、运气，也深陷于他的个性。籍此，认识到蒋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人物，才算是深入了解了他，同时也深入了解民国史、国民党史、中外关系史乃至ccp史。显然，这样的书非常少，因为少，才尤显珍贵，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蒋介石五书”，作者皆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重磅学者，都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求实之心。关于蒋介石的人格基调和生涯脉络，可以说凭借这五本书，就完成了确立。1.《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孙中山逝世后，蒋的威望和权力远不及汪、胡、许、廖，他能最终成为一号，其中的风云际会纵横捭阖不可不详查。尤其，国民党的权力游戏规则，不允许对失败者肉体消灭，失败者可以屡败屡战，本书对此给予了细致剖析。2.《民国的政治逻辑》：今天众所周知的“其他党派”，民国时是十分活跃的。党人们心心念念新气象，却在两只大手的拉伸下，犹如空竹只能发出嗡嗡之声。民国的政治逻辑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可惜的和平机会，实际上，当年压根都没有出现过。3.《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蒋在欧战爆发后，孜孜于利用国际变局将中国抗战国际化、从而扭转战局将日本赶出国土，思路清晰，见识卓远。本书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一个弱国领袖，如何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为自己艰难腾挪出一片空间，读之慨然。4.《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国并非是以现代国家的面貌对日抗战，而是趁着战争组成了现代国家。从独自勉力抗日的弱邦，到战后的联合国五常之一，蒋的全局意识、战略忍耐和对既定决策的坚持，发挥了重要作用。蒋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艰难转身的每一瞬间，本书以蒋为线索，深度描述了中美（包括台湾地区）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程度远超同类著作。5.《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既是遵奉传统的“老古板”，又是略懂西学的趋新者；既是自行其是的独裁者，又是优柔寡断的妥协者；既是公认的抗日领袖，又是日本文化的超级粉丝；既与CCP不共戴天，又发愤学习中共体制；既是熟读兵法的军事家，又是缺乏变通的二流将军——典型的二律背反，而其成功与失败都源于这种种矛盾。读这五本书，等于打开360度的广角，全面廓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战略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利益和价值观的双重追求，凡此种种，才构成一个真实、完整的蒋介石。《民国的政治逻辑》已绝版，先知书店少量复活；独家书《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目前市面溢价严重，二手书市场卖至400元以上。长按下图识码，即可一键拥有。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能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才能称之为“剧变”。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逐步形成，能颠覆世界固有秩序的“剧变时代”，来得越来越快。在近几百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事件有很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尤以以下五次剧变，不仅波及了全球，更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进程和方向，我们至今仍生活在由这五次剧变所塑造的思潮、价值与世界之中。-1-英国：《大宪章》与有限政府的起源现代世界诞生的重要成熟标志，就是一场完全迥异于古代王权或神权统治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的源头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一世被迫签署的《大宪章》。《大宪章》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臣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确立了开天辟地的“王在法下”准则，这一准则是现代有限政府理论的核心，也是后来英国君主立宪的基础。▲1215年，《大宪章》原本随着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及次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并在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中，这一政治理念传播至全球。王在法下与有限政府的内涵有多重，其中法治、宪约、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边界等，已然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标志与底线。-2-美国：制宪会议与英国传统的集大成者英国确立了王在法下与有限政府的原则，但英国从始至终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诞生于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上，美国至今使用的仍是这部1787年宪法，它成了世界上最悠久、最有效、修改最少的一部宪法。1787年美国宪法是洛克思想、三权分立思想等一系列启蒙思想集成的完美典范。两百多年来，美国宪法已成为众多国家与地区制定宪法、建构体制的必备参考，探讨美国制宪的书籍，也汗牛充栋。但无论研究、模仿如何展开，我们都绕不开两部美国制宪的原始文献，一部是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以日记形式真实记录下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部是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国父为美国宪法辩护的《联邦论》。-3-法国：大革命与现代世界的重塑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同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作“双元革命”，认为这两场革命分别在政治与经济上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一次彻底的革命，从一个否定的意义上，法国大革命催生了保守主义，而从一个肯定的意义上，法国大革命催生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水火不容。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开启了近代人类的政治理想，也开启了后世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纷争。肯定它的人，称它带来了席卷世界的平等、自由观念，否定它的人，批判它带来了激进、暴力与乌托邦幻想。但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都成了重塑人类社会的一股强劲力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而被誉为保守主义之父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第二年便写成的《法国革命论》，也成了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书”。-4-欧洲：工业革命与人类进程的飞跃如果人类历史上有什么能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相提并论，那一定是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使人类产生了真正的文明，从此摆脱了愚昧野蛮、长达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跨入农业时代后，仅仅利用几千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了国家、制度、文字、技术、法律等一切现代社会的基础要素。但是这一速度在工业革命面前似乎不值一提，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后续扩散至整个欧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再至近百年来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人类仅仅用了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便超过了过去一万年农业史、百万年人类史发展成果的总和。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率先产生于英国与欧洲的工业革命。-5-苏联：苏维埃革命与世界格局的重塑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后，还有哪场革命能彻底颠覆世界，那只有1917年的苏俄革命、及其之后掀起的20世纪赤旗浪潮。以苏联为首的世界苏维埃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是多重的。意识形态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思潮成为现实；世界秩序上，全球分裂为两大阵营；现实政治上，一种新的、整齐划一的国家体制诞生。与法国大革命相比，弥漫整个20世纪的世界苏维埃革命更浪漫、更理想，但也因此更激进、更乌托邦。深埋于人性之中的乌托邦理想永不会消亡，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它的灵魂依然深埋在很多人的意识里。我们有理由相信，20世纪苏维埃历史的影响不仅在于当下的国际力量分野，还有可能更大地爆发于将来。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由一系列观念与历史事件塑成，以上深刻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五次剧变，从《大宪章》到苏联兴亡，至今仍在支配着我们的现实世界。面对现代世界纷杂的一切，唯有读懂这五次变局，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今日人类的种种思想、分歧。为此，苍山夜语诚挚推荐一套读懂“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五次剧变”书单，针对每次剧变，均精选出1-3部经典好书，包括论述《大宪章》的《权力之笼》，美国国父们留下的“美国制宪会议文献”二书，反思法国大革命“第一书”《法国革命论》，以及其家族曾在法国大革命中蒙难的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以上著作，本本皆是经典，它们必将与这五次剧变事件一样，深刻改写着我们的认知。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推荐阅读：文明的遗憾：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开眼看世界”、周有光：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照片——尤其是好照片，会更多地依赖于摄影师知道些什么，而不是摄影师看到了什么。——刘香成1976年，毛泽东逝世，刘香成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他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和眼神里感受到了变化。他有预感，新的时代要来了——这个判断影响了他一辈子。▌那个时代，全世界关于中国的影像，60%都是他拍的对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来说，中国是极其神秘的。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曾说，在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刘香成出生于香港，又到福州上了两三年小学，香港高中毕业后，1970年到美国上大学。留学期间，刘香成给著名摄影师Gjon

此图截自《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译者的话”，如你所见，在这个“简中”版本中并没有删改，请读者注意分析和鉴别。很少有两个国家的关系，像中美一样复杂纠结。任何两国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官方与民间的轩然大波、口攻笔伐。几十年前就有人如此形容——一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一类患了精神病。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中国人提到美国时的典型症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历史，看清事情的本质和真相。《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正是这样一部少有的能够直面问题的著作，讲述了从1941-1950年这段最难以被正视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历史的友谊发展到顶点，却变成互相间的敌视”。◎不仅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更是一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仅仅十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彻底反转。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蜜月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彻底崩溃。美国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彻底成为泡影：以往的善意被误解为敌意，相互责骂代替了友邻对话，政治、舆论乃至军事的对抗，代替了曾经的合作、交流、援助和并肩作战。这不仅仅是一场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更是20世纪最大的一场地缘政治灾难：地缘上，中国的正式版图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海棠叶”成为了“大公鸡”，台湾从此成为一块“心病”。观念上，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本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从此，激进主义最终席卷了这个东方大国，中国踏上了一条与美国一开始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大国之路”。◎一枚反射当下中美问题不可多得的棱镜良好的意愿和高尚的理想，为什么总是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为什么以争取中国人好感的目的开始，却以激发中国人反美的现实而终结？以往，意识形态领域的简单思维，“对立”“斗争”的语汇，遮蔽了问题背后的多样性。《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则像一枚不可多得的棱镜，不但将问题“折射”，聚焦到最关键的方向——整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上来；还通过“色散分解”，将光线解析为丰富的光谱，还原出问题的本质——愿望与现实错位的背后，是思想的立足点与政策所遵循原则的内在矛盾。最重要的是，它还清晰地“反射”出当下现实困境的根源：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这场灾难的延长线上，所有的冲突与阴影都有它的回声。◎历史亲历者+跨文化背景透视这段历史，需要的不只是对史料的掌握，更需要足够的国际政治视野，对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都有足够的了解与关切。作者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毕业于西南联大，身份特殊，既是国民党元老后代，历史的亲历者；同时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十分熟悉中美彼此的政治运作与交往的手法和心理。也只有这样的作者，才能将美国对华政策充满悖论的自相矛盾，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对华政策上的博弈，中国内部国共双方不同阶段的斗争与妥协、手段与目的、攻防转换与进退变化，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哪怕是在更多档案解密开放的今天，本书的价值也丝毫不减。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中文版不惧敏Gan，未作删改。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推荐阅读：那个假装用一生爱中国的人：别不了的司徒雷登马勇：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

通常我们的教科书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色调比较阳光，谈乐观的东西比较多。但如果我们正视这段历史，也会看到阴暗的方面，譬如让人震惊的伤亡数字。如果考虑人口的比例，这些伤亡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严重。

思想斗士北岛依然在“作答”，他说：对于这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一个交代推荐阅读：罕见未删版，建议收藏北岛：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20世纪初，美国结束了长达40年的“镀金时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经济最繁荣、拥有最多“美国梦”的年代。之后的故事也与今天类似——“镀金时代”的巨富们纷纷“退场”，知识分子的形象大面积“坍塌”。“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群体是如何‘退场’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福赛尔和哲学家安·兰德曾探讨过这个“可怕的话题”：一百年前的美国顶级富豪们，热衷于演讲、出书，同大众交流和传播经验，希望一生的成功之道不至于被历史埋没，能作为人生导师帮大众理解世界的秘密——尽管它们曾千金不换。一百年后，这一群体从媒体、榜单和公众视野中彻底的消失了——从纽约第五大道搬到长岛、新泽西和佛吉尼亚的小镇离群聚居，谈到财富时“谨慎、一言不发”，永远藏匿起来。只有认为“华尔街操纵世界”的阴谋论者偶尔提到他们。而还热衷于同大众对话的，多是刚暴发的新贵，和市面上所谓的“成功学”——一些穷人写给另一些穷人看的书。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这群人，为何选择“消失”？或者是怎么“被消失”的？福赛尔认为，他们最终接受了一个事实：自己是世界上的极少数，无论多么成功，都永远不会被世俗接纳。聪明人会选择沉默，却还有一些倔强到“愚蠢”的人，终其一生顽固地“拒绝退场”，一遍遍叙述着被人遗忘和围攻的思想——曾激发个体活力，让现代文明崛起的秘密，而他们也遭遇着“形象的坍塌”这些人中，哈耶克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他的老师米塞斯相比，哈耶克是幸运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自己的部分思想和预言成为现实；与很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的思想者相比，哈耶克是不幸的——他比谁都清楚，过去、未来的多数时代，自己的思想永远逆耳，注定孤独。▍哈耶克：现代文明最危险时刻的见证者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一生中遇到过最多的指责是：你们过时了。一百年前就被这样说，一直说到现在。百年指责的的背后，是被误读的历史真相：这一百年间，自由主义始终命运多舛，2020年代我们感受到的价值坍塌，其严重程度还远不如1920年代。●

发篇旧文，聊复尔而。向例，读书人视书如拱璧，都需要一点空间来将之列为清供，这就构成了所谓书斋。日夕徜徉其间，即使换不来传说中的黄金屋或颜如玉之类，也雅兴不减，算是身有所归吧。我之忝为读书人，半生以来，却往往在江湖中走动的日子居多。虽也曾积得上万册并非善本珍籍的图书，然而真正聚首的日子甚少。萍身无定，书也就象家一样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了。不过，只要曾经勾留过一段岁月的地方，营造一个书斋聊以栖心，这是不能阙如的。这样，随着我的浪迹，也就有了这么一串书斋；它象某种特殊的符号，句逗着我的浮生。不计书的多寡，也无论斋的雅俗，这些时筑时弃的空巢，作为一个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座际，在转顾之中，发现它们依然贮满了值得频频温习的记忆。似乎燕去而楼犹未空，每一丝阳光和蛛网都还牵连着今天。我在一些暗夜中醒来，竟不免为那些客留过我之游魂的屋舍而伤悼不已。▌寻幽轩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利川县教委所属教研室。单位在城北一条僻道上，一围花墙自成院落，隔断了周边的巷陌。小院不大，却植有几棵树，还辟了两份菜畦。另外的草地上则树着石桌石几，点缀着一些寻常见惯的无名花草。墙外则是一溜高大的悬铃木，竟使得这小小院子显得绿荫蓊郁。就这么一幢两层楼的砖屋，既办公又住人，十余个教研员出入其中，已觉得人口稠密。我知道实在没有空房，便对主任说，把那个楼梯间给我吧。主任有些为难，因为那实在是堆放杂物之所，他怕委屈了我。我说我就喜欢这种阴暗角落，便自个清理其中就搬了进去。该房确在楼梯下进门，屋顶即楼梯转角处。一般的建筑这样的位置都是用来做厕所的。房仅五平米左右，刚好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有这些陈设，对我而言，也足够了。好在还有一扇窗，可以透些光进来。但窗户是不能推开的，因为外面是厕所且是进女厕所的必经之道。气味不论，为了免瓜田李下之嫌，便装了花玻璃并钉死了，显出君子自重的姿态。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天地，果然便有了当家作主的得意。被子不叠，垃圾乱扔，就没有被人数落的不快。每次自外归来，竟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唯一的不足就是朋友来访，站在院中呐喊，只听得我在洞中唱喏唤进去，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好歹要出门去迎，门又太矮，进出都得俯仰一番，显得有些麻烦。但我已知足了。那阵子，刚从激扬文字的学生徒然变成自食其力的小职员，每天要按部就班去研究语文教材，隐约就生出了许多颓废。每日价到楼上点卯归来，便自个掩门读书，或抽一地烟头，弄得一屋里乌烟瘴气。看久了案头上那面空墙，觉得是荒疏和苍白，便去求对面离休的简笠先生写一幅字。这自然有些附庸风雅，但年轻的心灵是需要自己弄些东西来点缀的。简先生用他那苍老的书法写了一幅《陋室铭》给我，其勉励之意是明白的。我便裱之作了中堂。隐隐记得还自撰了一联自书补壁，说什么“得偏安一隅斯亦足矣，能苟全数年它何求焉”。这仍旧是故作超然的话，简先生看了便摇头不语。其时，在骨子里原是雄心未退的，也颇能埋首于小屋中读书写诗；当然，也热衷于去坊肆间使酒买醉。微醺返邸，便喜欢铺开纸笔作苦吟状；偶尔也能搜得一句半联的警语，便独自激赏不已，在斗室中做手舞足蹈状。有了书斋，人似乎也添了一点书卷气，便不能没有斋号。经过一番切磋后，遂用“寻幽轩”三字来题了蜗居。“寻幽”一语出自李义山的诗“寻幽殊无极，得句总堪夸”。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前述的朋友来访的状态。就这样，我拥有了生平第一个书斋，并为此乐也陶陶。那两年，小城尚很寂寞，时相过从的友人也不多。一大帮哥们尚在异地求学，所以书斋尚不嫌小，偶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在那一床一几间坐卧清谈，仿佛海阔天空一般。日子在幽静的平淡中过得从容写意，无忧无虑，唯一的烦恼便是雨季的到来。由于该楼久已失修瓦顶渗水，楼梯也裂缝，雨从瓦洞中泻到楼道上，水渍又浸过那些裂痕再滴到我的床上。室小无地可以迁床，每次从梦中被那冰凉的手指所叩醒，只得搬一只脸盆到床上接雨。所幸其漏极规律，并不声东击西，都只在腰腹间发生，因而只需要侧身抱盆而眠，也并无大碍。其初原也不能习惯那金水迸鸣声，久之，便能分辨出积水深浅而高低不同的乐音了。渐渐还感到一些趣味，不为所扰，大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意思。唯一要提醒自己时刻注意的是，不得轻易翻身，否则便会沧海横流了。就这样，在深山小城的许多漫长雨季里，便战战兢兢地怀搂着这么一池涟漪，小心翼翼如一个哺乳的母亲，在或梦或醒的青春之夜中，谛听着这铜板铁琶的自然旋律，谛听着岁月跫音的渐行渐远。而今，病骨支离的不眠时分，才有些怀疑这最初的书巢有可能给了我风湿的纪念。但每当春雨秋霖重来之时，却仍旧能让我念起那在季节的沙漏中变得细微而遥远的寻幽轩。▌邻坟庵调动工作后，第二次拥有的书房是由办公室改建的。也就是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屋中再树一堵墙，隔成一室一厅，便象一个小单元的规模了。家当依旧那几件，增加的只是书。陡然搬到这样一套宽阔的屋里来，更显得家徒四壁了。访客渐多，没有不能容膝的理由相拒，无奈只好用木箱之类钉成几把交椅。而外间的厅也不能让它全然空着，便把单位的风琴二胡等乐器搬来堆了一层，得闲时胡乱弄出一串怪音，装出一副准艺术家的模样。屋在二楼，开门即见青山，那是本城人用于丧葬的地方，唤作关山。山并不矮，半腰以下密集地布满了坟墓和碑石。当地人犹未实行火葬，棺木都是由巨大的木块拼制而成，需要八个大汉方才能抬动的灵轿，埋进土里往往堆成一座堡垒。所以每天出门，抬眼便见那些凸起在山坡上的墓园，心里也觉有了块垒。就在该年深秋，我在这个世界感情最深的外祖母却逝去了。我陪着风水师在关山腰的一丛小松林边选好了佳城之址，亲营墓圹，痛苦地埋葬了外婆。这样，我每天便能望见外婆的所在，心头也始终砌着一方沉重的碑石。在一些晴朗的黄昏，一个人便从街上买来香火纸钱，默默地跪到外婆的坟前，静静地焚去；然后坐守到天黑才在四起的凉风中下山归去。而我卧室的窗下即是围墙，墙外是一户居民的后园。土家人有“庐墓”的习俗残存——就是要把先人的坟墓安置在家里，以便日夕相守。这家园中就有一座坟，没有碑碣，长满了野花闲草，似乎已荒殖了许久。倒是坟头的两棵杉树，就在我的窗边悄悄地成长；还有那些流水行云般过往的野鸟，也时来小歇倦羽，聒噪一番又飞去。我的床头和书桌就设在窗边，每一起身，就能俯视到窗下的坟。夜里睡觉，似乎也觉得就枕在人家的坟头上，心里不免也有些沉重。偶尔，也能看见一位佝偻老妪，去那坟上拔草，顺便捡走我弹出去的烟头纸屑，我便心生惭愧，再不敢往窗外乱扔物什了。那些时日，心情仍是灰钝的。在单位上显得不与人群，人也便幽灵一般了无生气。触目皆是墓地，全部生活仿佛就是徘徊在这样两座坟之间。街上可以走动的地方除了书肆就是酒馆，每月的饷银就全部献给了这两处。一些大雪飘风的夜晚，一个人读书倦乏了，便在腰间系一条绳索，拴一个瓷葫芦，端一只磁杯，去敲响邻近一个老妇人所开的酒店。老妇极好，总又单独生火为我炒一碟菜，灌上一壶酒水，再倚门目送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归去。归来便把盛菜的磁杯煨在屋里的火盆上，任细微的木炭火把它烧得热气腾腾，独个儿把自己灌醉。醉后或痛哭或诵诗，扰得环邻不安。但大家见惯不怪，次日只含笑问声又醉了便不多言。渐渐地，屋里的书多了起来。那时书很便宜，每月似可买几十本，买来便堆在床上及时读罢，再捧上书架，隐约肚里的学问也添了些许。城里的老师每有不解的语文，便来我这里找书或询问，往往能让他们释疑而去，因之竟有了一点虚名。有了新的寒舍，便想额上新的名号。几番推敲，决定因地取材，命此书斋为“邻坟庵”。还写了一律给诗友阿三，中有一联为“以坟名室聊埋骨，撮土筑巢为友鸥。”诗依旧消沉，阿三却能深会此中意蕴，竟颇为赏此一联。自称“邻坟庵主”的我，那时除开写一些所谓朦胧诗之外，还喜欢象一个传统文人那样，保持一点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方面的雅好。字临泰山石刻金刚经，印摹浙派诸师。小城也许浩劫之后斯文凋敝哲人其萎，遂使我这个竖子浪得浮名。久之，城中人有红白喜事，便辗转托人来向我索写联语，竟有些联语被传抄而谬种流传开去。现在看来，邻坟庵时期的我，也许是最自在而发愤的一段岁月。其时，以大学校友为基本班底的一拨朋人，相议设立了一个诗社，取为“剥枣”。因建于八月，用《诗经》“八月剥枣”之典。社中同人皆性情中人，极重义气又都不乏文气，大学相继毕业后分散在各个乡村中学执教，显得穷愁潦倒，偏又愤世嫉俗。只有我在城里有这么一套单身公寓，大伙儿周末纷纷从各个乡村赶来雅集。多半是饮酒狂歌，微醉时便讨论读书方面的各种见识。这样一来，邻坟庵反而真地成了鬼市，仿佛时常聚会着一帮牛鬼蛇神在那儿高谈阔论，不免让周边社会为之侧目。剥枣社一直坚持了数年之久，当年的一批同仁现在人各天涯，沉浮不一，但提起邻坟庵，大伙仍不免怀念，那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快乐时代。尤其对我而言，那种稳定的读书生活，发狂的写作，都是不复再有的了。在那以后，为了所谓前途，我走出了那个深山小城，结束了我那颇近中古风格的书斋生活。现在想来，竟有些不明所以的哀伤。事实上，那种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往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都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然而，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似乎封存在一座坟墓里了。▌也是家时隔数年，一番乱离之后，客寓海南的记忆业已支离破碎，也许是人往往习惯于淡化那些伤心的故事，就象此际的我，南望天涯，空见暮霭沉沉，曾经块垒于胸的那些凹凸往事，只剩得一天星斗还依然如昨了。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光阴抹平。在思路的废墟上，对那一年海客的回顾，似乎仅存一间斗室还贮藏着零星眷恋。1988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建省后第一批引进的所谓人才，分到了该省会的GA局。这一安置的幽默效果，令我所有的故友都不免抚掌一笑。而我，别无选择，因为仅此一处可望得到一间单身宿舍。这在当时，算是最奢侈的愿望了。而实际上，那只是一户人家的附属房，包含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餐厅一个阳台，就是没有一间正房。多么荣耀啊，在那四季如夏的南方岛城，拥有这样一间可以随时冲浴的卫生间，以及那时刻招唤海风的阳台，我足以在那些流离失所的求职大军面前矜然自得了。然而，令人发愁的是这套接近完美的居室竟没有一个区域可以置放一张单人床，哪怕是折叠式的。最后，只能在那不足四平方的餐室铺上一层地板胶隔潮，然后席地而卧。就这样，面对高的天阔的海，我又有了这么个栖身的巢。房虽褊狭，却得天独厚；出门数十步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每到黄昏，往江边漫步而去，便可望见沧海落日的悲壮画面。而渔归的樯帆如林，泊满了江湾，仿佛打开了无数巨大的折扇。隔江即海甸岛，林木葱郁中掩映着一些旧式房屋，俨然还是渔村模样，并无特区洋场之状。海面上刮来徐徐轻风，吹面欲潮；而沿岸的椰树依旧静如处子，只那凤凰花热烈地摇曳着满枝烂红。夜凉时分，独自回到小室，冷水浴罢，即可裸裎打坐于地，或依一隅，乱翻几叶闲书。想到魏晋名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也不过如此，便不禁哑然失笑。南迁本为下海赶潮，原不曾想到在那天涯海角做一安分守己的读书人，故而未尝携书前往。到了其处，却发现凡能形成生意的事皆有捷足先登者，身着警服，反觉倍加寒碜。百无聊赖，仍只是躲进小楼，寒泉配食，自命书生了。遂一任旧习，关饷即往书肆，渐渐地又依墙砌起书城来。之后，内地的友人去得多了，小小斗室竟成了江湖游子的兴隆客栈。相识或不相识的多有慕名或转介而来借一枝栖者，念及同是天涯沦落之客，皆一并接纳，隐然有当年及时雨宋家庄之风。惜乎阮囊羞涩，无法做到樽中酒不空，然而水泡即食面，却不致有断顿之虞。大家乐得有此危巢，免了流寓街头，便戏称为“也是家”。想到人生逆旅，得心安处即是家之理，便借了这句戏言移作斋名。“也是家”中四壁萧然，别无长物，却偏多蟑螂壁虎。由于只能席地而卧，往往这些尤物便惊扰了许多客梦。不得已，大开杀戒，几至尸横遍野，渐渐算是肃清了“君侧”，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了。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大兴开发的喧嚣岛城中，人们无往不为商，开口即谈钱，是怎样容忍了我在那些台风海雨的呼啸之夜，去静心地读《夜航船》之类闲书的。当现在再重新翻阅其时在当地报纸上所开的“海客野语”专栏上那些闲文，自觉曾是怎样的不合适宜呀。然而在当时，确确乎是在那邻海小楼上，几卷书一壶酒，压住了心头多少浮躁，也淡化了多少浪迹天涯的朋友的客愁。那个著名的龙年的清明节，我曾只身独往岛中儋县的一个僻乡中，去凭吊东坡书院的遗迹。想到千年前那个流放的诗人，亦曾艰难地在此穷荒之地筑起一座书巢，交游野老，取火传薪，其乐也并不减于那些游宦神京的日子，便有了异代知己之感。书生命蹇，蓬转萍飘，原是自古而然的。但我知道，在那仆仆风尘中，在那一担行囊里，只要（也肯定）还携着几卷诗书，那么，无论怎样遥远而寂寞的驿程，也终不致于太过难堪了。然而，换个角度而论，一代一代行脚万里的文化人，最终却走不出他的书斋，也实不知是幸抑或不幸？未几便是**之后的**，我又不得不悄悄揖别“也是家”了。在那个夏日黄昏，我站在渐行渐远的海轮甲板上，回望南渡江口椰影丛中仍闪烁着灯光的小窗时，不禁怆然泣下。“也是家”终于也毁于一场时代的风暴了，而哪里又是我的家园呢？在那夜色浸黑的海面上，我隐约感到正立足于一片动荡龟裂且在塌陷的土地上，新的*放仿佛已经开始。▌握火亭80年代末年的记忆充满了乱离，其兵荒马乱的印象似乎接近龙应台笔下的1949年。我单人一骑关河千里地赶回鄂省。那时多没有电话，投亲靠友也无需预约，黄昏的叩门声往往带给许多人惊惶。一些老友至今记得我当时的常态是——上衣袋里插一把牙刷，两手空空，兀然就来了；次日留下几件脏衣服，穿着主人的衣服就走了。那时，哥们之间，连短裤都是可以互换的。古人所说的“望门投止”，大抵就是这样的温暖和仓皇了。次年，我不好意思再辗转于友人沙发，便在武昌的黄鹤古肆街首，租下了一个亭子间。这原本是鹤楼下的一条仿古商街，建在蛇山之麓，紧邻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古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取的是其茹苦自励之意。我这间砖房楼下乃铺面不能住人，悬空吊了半层搁板，可以席地坐卧，起身几可触瓦。可以想象，在炎都江城，那确有握火之感。遂名此斋曰“握火亭”，也有附骥励志的自诩。阁楼铺上廉价地毯，起居待客都在其上了。每次还山，都要搬来积年的藏书，渐渐满地书墙可以坐拥；仿佛置身于时代狂飙的风眼之中，竟有一番意外的宁静。萧窗风雨之际，不免亦有独居者的惶恐。那时我的枕下，伴随着一柄藏刀。想起书剑飘零枕戈待旦的一些词来，便不免长夜苦笑。某夜捶门声急，却是熊红伉俪来访。他们怀抱一个婴儿惊疑道——你门前谁扔下一个孩子？我顿时疑惧，以为必有骗局陷阱。色变，抢过孩子端详，觉得面目姣好，慢慢竟看出哥们李斯的模样。待这丫大笑闪身出来，才知道他们合谋戏弄老夫。作为烟厂采购员身份的我，那时悠闲得近乎无聊。一群同事拿着一张晚报的征婚启事来和我打赌，说我要是能追到此主，可以输我一席大酒。我看那条件，确实不凡，争强好胜之心顿起，便修书一封让他们寄去。未久，得复函相约某日于汉口舞厅门前。窃喜，传告诸友。众皆潜随，我按约定办法手持诗刊傻等，果见一女高头大马而来。对上暗号，她不要我买票带我直入舞厅，门卫见之恭称大姐来了。我心下肃然。入座，经理又来献茶寒暄。之后我们彼此拿出证件验明正身，看是否如信中所言。我接过她那眼熟的印着国徽的派司，心底就凉了，翻开果然是市局某处的警员。她坦承接到上千情书，选择五个见面，我是其一。她是认真的，我却盘算着如何从这场赌局里抽身而逃。当夜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结束，我无奈被要走座机号之后便去吃哥们的大酒了，哪敢再续这场危险的游戏。几天后，她和另一女警突然敲响了“握火亭”的木门。我并未告诉她地址，惊疑询问，她笑曰——有你电话就够了。我调阅了你的资料，觉得你没有说假话；你这人还不错，带朋友顺路来看看你。当夜，俩着装女警借走了我的两本书，以便再来有借口。对面的派出所看着她们嘻嘻哈哈出门，也有些眉头深锁高深莫测了。之后，家父来住院，吾母移来小驻。再之后，我被**于大街上。而书，她们还没来得及还。之后不久，大姐就接走了父母，搬走了我残存的书籍杂物；又一个书斋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朋友后来来信说，我失踪之后，他曾经路过我的门前，他说“看见你的母亲在斜阳下磨刀，白发枯槁，似乎有泪水滴落在磨刀石上。我不忍去打扰她，便默默走了”。记得在狱中秋望寒山，我曾经填词怀念这个鹤楼下的短暂客居——小街画栋，记青琐邀月，当年曾住。红毯朱帘书四壁，高卧独听风雨。席地谈诗，拈花赌酒，斗室留佳侣。黄昏吹笛，有人尝识清趣。

在《黑神话：悟空》里能看到这些古建，多亏了梁思成和林徽因。1940年，一批民国知识分子走入李庄，就此踏上那条属于他们的学术“取经路”……推荐阅读：发现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曾是剧变年代的中国名片世界失明时，为何总会想起他们——好知识分子的四种特质

人类的一大通病，就是怀有各种各样的愚蠢的见识。形成这些愚蠢见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野心、虚荣、骄傲、盲从、懒惰、灌输、洗脑等等。愚蠢贯穿了人类历史，也充斥着当今社会。愚蠢的人处处碰壁，对身边人也是灾难。但其实，要想脱离愚蠢，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英国哲学家罗素总结过五个简单方法，虽不能保证绝不犯错，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愚蠢。-1-亲自观察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略带幽默地说到：古代的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总是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觉得，既然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应该避免武断。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会误认为“妇女的牙齿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的自以为是使他闹了一个笑话。“自以为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如果一个问题仅凭观察就可以解决，那就请你亲自观察一番吧。-2-检查证据人人都可能陷入某种偏见，而许多事情又不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要避免偏见，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检查自己的信念是否具备足够的证据支持。罗素说，如果你一听到某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本身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察觉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支撑。如果某个人硬要说2加2等于5，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双方都固执己见，却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的争论。-3-兼听则明任何时代，人们都更愿意听取与自己想法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现代社会，表面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海量的信息，实际上在信息筛选机制和按个人喜好推送机制下，每个人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形成武断的偏见。所以罗素说，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不同圈子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这对于我们削弱狭隘的偏见，很有好处。如果你无法外出旅行，也要设法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们有些交往，或者阅读一种和你政见不同的报纸。如果这些人和这种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甚至是可恶的，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在人家看来你也是这样。-4-想象辩论罗素说，有些人富于心理想象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下，自己在与一位怀有不同偏见的人进行辩论。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圣雄甘地就对铁路、轮船和机器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产业革命都要不得。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真的遇见一位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视为当然。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设想一下，甘地为了反驳现代技术的好处，可能会提出的种种论据，从而检验一下你自己想到的论据。我自己有时就因为进行这种想象性的对话，真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即使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认识到假想的论敌有可能蛮有道理，而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5-仰望星空我们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那些容易助长狂妄自大的意见。有些问题本来就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比如，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如果有证据表明别的民族更优越，那就改变评价的标准，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优越。所以罗素说，要想克服最普遍的自高自大问题，唯一方法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愚蠢的天敌，就是智慧。唯有智慧可以抑制愚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鸡汤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像罗素这般洞悉世间万物的智慧。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罗素严谨、理性而不失幽默，兼具对人文的深切关怀。读罗素的著作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对智慧的启发。为此，苍山夜语特别推荐独家好书：罗素87岁时写就的经典——《西方的智慧》。罗素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为“名著中的名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到黑格尔、马克思……罗素清晰地阐明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顺承关系，容纳进历史、科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幅生动有趣的“西方思想全景图”。一并推荐罗素最好的传记《罗素传》。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推荐阅读：胡适没看透，鲁迅没看透，他却看透了罗素的忠告：致一千年以后的人类

将门之后，文坛奇才。夏志清说：“五四之后，艺术上能与之匹敌的，除鲁迅与张爱玲之外，五六人而已。”推荐阅读：白先勇：终有一天，回忆人生这件事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开始白先勇：得到的全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

四大名著，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文学巨著。对于中国来说，选出四大名著很简单——文学史上的共识，共同的文化性格，使得四部作品脱颖而出；各种民间传播和改编，也让“四大名著”这一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想要选出四大名著，则相当困难，因为“世界文学名著”的选择要同时在两个维度上获得广泛认同——·

以上选自《七十年代》，内容有些敏g……如果要问今天的人们最怀念哪个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说是九十年代，它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忧伤的句号，是备受期待的千禧年开场的序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举国欢腾；下岗潮席卷，大厦崩塌，逼迫人们“眼泪和血吞”，从头再来。也会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较之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八十年代那由“诗歌、理想、鲜花、鄙夷权威、壮烈的生与死”构成的潇洒姿态，更令人魂牵梦绕。但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总是被忽略的那个，它夹在多个值得宏大叙事的年代之间，既没完全走出革命，也没将“理想”贯彻到底。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浪潮的方向，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是一部回首七十年代的重要记忆史。诗人北岛，本身就是七十年代的代表，1978年，他与诗人芒克一起创办了《今天》诗刊，成为八十年代浓厚文学风气的先声。在回望七十年代的这部《七十年代》中，北岛、李陀共收录三十位成长于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青春的挽歌。在回忆中能看到：以“出道作”《棋王》技惊文坛的阿城偷听“敌台”；随文工团辗转乡村尚未成名的王安忆；“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怒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通过这些或依然声名赫赫、或激流隐退的知识分子的视角，读者能看到的，不是常见于回忆革命年代书籍当中的对苦难的沉湎，以及将对苦难的忍耐视为战胜了苦难本身的半诉苦、半炫耀的回忆录，而是不屈从于逆境、不俯首于苦难的坚持。可以说，这本书通过知识青年描绘各自野草般茁壮生长的故事，折射出属于七十年代一代人的生活群像及共同记忆。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他们和自己作战，和不可能作战，最终成为七十年代的风景。”如今，我们站在2023年的“今天”罗列往昔，也许会因社会自九十年代后一路朝着拜金狂飙的现实而叹息，也许会为自由、理想、浪漫、反抗交替的八十年代而扼腕，但我们应该铭记，七十年代散落各处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了足以燎原的希望之光。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既是一个时代的悲重，又是一代人的成长与青春；它足够精彩，真挚的故事会吸引人读下去。正如有读者评价的那样，“回读70年代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像童话一样”，而又“看得心里泛上酸楚”，又如北岛在书中所说：“青春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本书自出版以来，数年来再版困难，二手市场溢价严重。现有幸绝版复活，并取得独家授权，仅有30册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推荐阅读：王小波：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绝版复活，现货首发

▲图源：TheLadders.com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因此，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中国孩子缺失哲学教育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看到一些高分低能的现象，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研究生甚至博士时期，还不一定具备研究素养、独立思考与辨析的能力。这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独立思考训练的结果。一味的依赖分数过关斩将混到了很高的学位，拥有了很多的知识，却不懂得如何把这些知识有效的组合起来创造新的价值，那会是对青春的一种巨大的浪费。而我们通常的教育，总是在重蹈这样的覆辙。其实，孩子本来都热爱思考，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就是证据，只不过，大多数时候，父母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一能力，即使重视也不太懂得引导。不懂得引导，甚至认为哲学无用，是中国孩子哲学教育缺失的两大原因。▲图源：Shutterstock.com▌哲学看似“无用”，其实大有用处英国Durham大学曾做过这样一个研究。研究人员对接受儿童哲学教育的四、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一年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儿童哲学教育的学生，数学和阅读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知名教育心理学博士Maughn

在我短暂的读史生涯当中，至少有三本书的作用有如棒喝，用梁启超称道康有为的话讲，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最早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梦初醒，原来历史书可以这样写；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陡然惊觉，原来历史学可以这样研究；读唐德刚《袁氏当国》，悔恨不已，原来民国初年的历史和袁项城的肖像竟是这样动人，同时，原来苦大仇深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写得这样迷人。恕我孤陋，此前只知唐德刚其人，直到2004年底阅读《袁氏当国》，才识其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以前错过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书缘与人缘》等统统纳入帐下。有时像发了横财的小地主，喝一碗豆浆，旁边还要搁一碗豆浆，于是我有了两个版本的《胡适杂忆》。鸡蛋吃多了，不由好奇，去打量下蛋的母鸡。其实，唐德刚回忆胡适之时，便将自己前半生的红尘往事断断续续“捆绑销售”。他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成长于烽火连天、花果飘零的乱世，青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与胡适既是同乡，也是校友。▲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其转益多师，成就多端，荦荦大者，则在史学，尤其口述史一域，可谓其中不可撼动的巨擘。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遥不可及的历史声音，皆由唐德刚一字一句铭记于卷，传诵后世。我们隔代相闻，不能不感激他当年所下的苦功夫。令我惊异的是，黄仁宇与唐德刚乃是同代人，前者长后者二岁。读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其笔法华美流丽之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以至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可惜这却掩饰不了黄仁宇流落异国、独立寒秋的无尽苍凉，发霉的怨气如疾风扫过书本的每一个暗角。唐德刚虽属淮军名将之后，不过到他这一代，家世渐趋没落，他到美国闯荡，所吃的苦头未必少于黄仁宇：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二人乃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当选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却因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而差点被调包……这些艰难困苦可以开列一火车皮，然而经唐德刚通达、幽默的笔调娓娓道来，散尽了伤春悲秋的愁滋味，而生出一种拨云见日的苦中作乐之情怀——从这一点上讲，唐德刚还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门下“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夫人江冬秀语）。由此我想象唐德刚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后来见他的照片，亦作如是观。▲唐德刚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坚持价值中立，极尽冷若冰霜的客观叙事，仿佛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翻云覆雨、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由于作者的情感介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害历史的可信度呢，是谓“可爱者不可信”？周策纵解释道：“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老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唐德刚的历史书写，更重叙事，从故事中见真章，从小节处见大略。这与我们熟悉的理论化研究简直大相径庭，唐德刚似也不大相信什么历史理论。不过在其晚年，回顾治史生涯，他还是提出了转型论与历史三峡之说。当然，以其转型论建构之粗疏，依然谈不上理论体系，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关怀与现实情怀。在此多说一句，窃以为历史并无哲学、规律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历史规律，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迷津与政治家的把戏，许多时候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并无二致。基于此，与其看唐德刚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天王（洪秀全）的性变态”。一言以蔽之，唐德刚的大智慧在小处，而非大处；在细节，而非整体；在胸怀，而非理论。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端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二十年前，余先生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这些妙趣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致。如钱穆所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欲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唐德刚的作品是绕不开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活色生香，如见其人。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如此，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老师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为此，诚荐“唐德刚作品集”：

▲阿克顿勋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阿克顿勋爵，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你或许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你肯定听说过他的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出自阿克顿1887年的著作《自由与权力》。本书对自由与权力的论述无比深刻，绝对堪称经典。阿克顿的论断，朴素却振聋发聩：-1-自由的首要威胁阿克顿认为，每个时代，自由和常识都面临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等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阿克顿说：“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权力趋于无限扩张，并超越任何国际国内的约束，直到遇上更神圣的原则、更强大的力量的阻挠，才会停止下来。”“自由存在于权力的分立之中。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权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一个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时，它才是合法的。分立的或者毋宁说是多元的权威，是一个好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2-自由生长的障碍阿克顿说：“自由是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宗教、哪一种哲学、哪一种科学，都离不开这个主题。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于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各个阶级的一种状态。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的出现，以保护弱者抗衡强者。”“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助益。那些对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阻碍自由的因素，不仅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压迫，也有贫困和无知造成的障碍。”-3-自由的内在敌人阿克顿说：“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自由=自我管理。自由的本意是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是驾驭他人。自由与道德是密切相关、须臾不可离的。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幸福。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让不懂自由的人认识自由，让懂得自由的人守护自由，阿克顿勋爵堪称“自由的守护神”。认识自由及其敌人，《自由与权力》不可不读。可惜，《自由与权力》中文版已绝版多年，二手书被炒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我们多方收集，仅获得少量库存，原价发售，推荐给热爱自由的书友们珍藏。一并推荐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和《近代史讲稿》，本本皆是经典。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推荐阅读：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群众服从权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自打所谓参加工作起，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然而，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除开上大学前的农工和兽医的经历，从1982年大学毕业起，我一直在做大学老师，几乎干了一辈子。今天，那些认为中国大学不好是因为我的缘故的人，可以松口气了，从今以后，大学指定，肯定，以及一定就会变好了。回想我的教书事业，非常平淡，没有做过少年才俊，也没有被破格选拔过，没有留过学，甚至连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都没有摊到一个。做了18年的正教授，到退休依旧是最低一级四级。这在中国的大学里，应该是独一份了。需要声明的是，倒不是人民大学不肯给我升级，而是我拒不申报。我说过，大学里教授评级，是一种恶政。既然自己说了，就不能再参评。如果大学教授非要有级别不可，够格给了就是，让人一级级申报，带有羞辱性质。就像传说中的那个故事，一个地主老财，把明明该给长工的工钱故意撒在地上，让长工一个个捡起来。我没这个兴趣为了那俩钱和虚荣干这个。迄今为止，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40多本。其中有十几本，似乎是属于学术著作。平时的发表量不小，但除了发在学术期刊的上文章，我从不将之计入科研成果，即便如此，我也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不是特意要这样，无意中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申报，肯定不会是四级。可是，我偏要这样做。这样，从身份看，我的确很Low，是个Loser，然而，是又怎么样呢？在大学里，你可以捞很多的课题，弄很多的钱，把门下的学生都变成你的学术民工。挣到各种荣誉，挤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里，掌握全国学人的学术生杀大权，做长江或者别的什么江学者，到人民大会堂领奖，那又能怎么样呢？用不着很久，十年二十年以后，有谁还会记得你的著作。你死之后，一切的荣誉光环，都会化为一股青烟，在所有人都不留意的时候，就消散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应该是最可悲的时代。这时代的绝大部分显赫，最终什么都留不下。被供在殿堂里的煌煌大作，最后也许被证明不过是垃圾，门下弟子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货色。现世耀眼的大家，过不了几年，就会被人发现净是些“玩家”，玩权术玩学术，甚至玩女人的玩家。这样的玩家虽说面目各异，却有一个共性，就是习惯性的谄媚，膝盖比较软，补钙都补不上去。人之为人，谁不知道人前显赫好呢？然而，闭上眼睛想想，实在太不值。人生一世，掐头去尾，不过几十年，都浪费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连一撇一捺的人都做不好，何必呢？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没有多少天分，也没得到过大人物赏识提拔。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每天看书写作，从不停歇。哪怕停了一天，都浑身不自在。禅宗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座右铭，我是真的在实践了。我们这一代，属于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的一代。看齐邦媛《巨流河》，感慨人家遭遇战乱，却受了完整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没有遭遇过什么战乱，但是，教育却乱七八糟，小学和中学，都在斗争和劳作中渡过，上课和教材，都简化到可以省略。所谓的教育，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我们这代人，成不了什么大师，漫说师，小师都没有。能写出一篇或者一本让人们过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能记得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显然，这就是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咱们走着看。我20年、3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50年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几十年了，听过我课的学生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带了一些，能不能成才，是他们自己事儿，路怎么走，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呢，还算是已经尽力了。苏东坡一肚皮才学，一肚皮不合时宜。我比不得古人，只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蹭蹬一生，命该如此。退休了，我很高兴。真的。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张鸣说史，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所剩无几）：推荐阅读：张鸣：此人是我见过最不乐意出名的人张鸣：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寂寞张鸣：我走了，大学就能办的更好了

80岁拿起笔，她要说出全部真相……推荐阅读：天崩地裂，父亲许地山去世的情形她是著名作家的女儿，却嫁给目不识丁的农民，背后真相让人落泪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什么是文明？这个概念充满了争议。《牛津词典》对“文明”的定义是——“指社会高度发达、有组织的一种状态”。但是，怎样的社会状态才算得上“发达、有组织”呢?这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长期以来，很多人在谈及“文明”一词时，总是冠以“古代”或“现代”，“东方”或“西方”等前缀，希望以此论述文明的“分野”。令人尴尬的现实是，即便踏入现代文明，几百年来的历史依然一直充斥血腥、强制和奴役，于是这类“文明”和野蛮总是相互交织、难分彼此。与此相反，在欧洲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却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城邦，那里的私有财产、司法权威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们的潜能得到超乎想象的发挥，某些天才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人超越。如此看来，人类文明的进程似乎并不总是阶段进化的，而是有着某些贯穿始终的、全人类共有的要素。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文明是人类特有的，动物世界没有文明。文明与野蛮，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后果。▌文明社会的暴力浓度低

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熟知20世纪历史、甚至亲身经历过那些灾难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不可行，然而，作为“计划经济”认知源头的“计划思维”，却一直无处不在——小到个人成长，大到商业活动，再大到国家发展、人口控制，今天做什么，明年做什么，十年后达成什么，人类所有活动似乎都由“计划”掌控。计划当然是重要且必要的，但是，计划思维的滥用，也隐藏着一系列风险。比如，家庭教育过度重视计划，孩子几点吃饭，几点弹钢琴，几点学画画，就像被设计好的一个严密机器。人人都知道这是对孩子天性的抹杀，但却从没有人停止这样做。计划思维根植于人类大脑底层，这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必然，它听上去非常完美，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它的负面作用。有研究表明：远大的“目标”越清晰，时间的浪费、信心的挫败就越严重，离成功与幸福也就越远。▲计划思维运行下的苏联集体农庄滥用计划思维至少隐藏着四种危险：1.

一本被严重低估的历史小说，直面那个动荡、禁忌、复杂的30年推荐阅读：当历史事件成为不能说的“禁区”，就很难获得历史细节……

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休谟26岁就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人性论》，有生之年却主要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赢得声誉的。他的六卷《大不列颠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

有一种可惜，叫读不懂《红楼梦》。曹雪芹厉害。生活是多么复杂，人性是多么深邃，在他笔下，透了。读《红楼梦》，你要看曹雪芹写了什么，还要看没写什么。这本书比我们所读到的还要厚、还要长、还要深、还要大。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见到大学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小姐，也第一次听说黄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熊小姐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而引起我强烈兴趣的，更多的却是因为熊小姐提到了书中讲述的一个细节，即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那情景，听得我头皮发麻。在大陆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黄仁宇完全可以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那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后，我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时，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也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够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大历史”观使黄仁宇先生对历史多了些理解，而少了些批判。这显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应当极力提倡的一种态度。注意到那些充斥于书肆坊摊的极力妖魔化自己研究对象的大量历史作品，我不能不深感黄仁宇先生书中对他所接触到的国共两党人士的描写，颇具启发性。当读者在国共关系中看到太多血腥和仇恨之后，猛然注意到身为共产党人的“田汉伯伯”与国民党众多将领竟然存在着那样深厚的私人情谊，一定会像我当年在台北读到国民党中央谈话会记录时一样，备受触动。既然连杨奎松先生都那么推崇黄仁宇，那我们就来进一步了解一下黄仁宇以及他的《黄河青山》吧。一直以来，我们所读传记，大多热衷于记载种种辉煌的“成功”事迹，有些免不了文过饰非，夸大其辞。然而还有一类自传似乎更加真实可信，那就是我们很少见到的“失败者”自传。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自传，即属这类。黄先生可谓海外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位；他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堪称现象级畅销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作家，却还写过一部“失败者”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在这本书中，黄仁宇写自己爱情（当然是指初恋）的失败、戎马生涯的失败、求学的失败、工作的失败……直到《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失败”才逐步改善……那么，黄仁宇先生为何要在自传中重点写自己的“人生四大失败”？黄仁宇与妻子在家中校稿按黄仁宇先生自己的说法，他的个人失败，是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一种个体反映。“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事实上，黄仁宇确实是在用自传解释他那个著名的观点——“大历史观”。在《黄河青山》中，黄老不但追忆个人生平经历与学术志业之奋斗过程，还将其以往散见于诸多著作中的观点综合起来，一一阐明，可谓

有这样一套书，它诞生于辉煌的启蒙时代，它是一个时代智慧的结晶，也是过去文明精华的凝聚，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美国国父华盛顿、总统杰斐逊都曾看过这套书的盗版。如今，这套书已成为一个文明最独特的文化象征，它就是“工具书之王”——《不列颠百科全书》。▌一部让无数人受益一生的巨著提起百科，随时可以进行网络搜索的现代人可能不以为然，以为百科全书只是词条的堆砌，然而这却大错特错。《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文章多由权威专家撰写，渊博而有系统，绝非普通书籍或几乎人人可以编辑的网络百科可比。百科全书在启蒙时代被视为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对于科学、知识的热爱在长期压抑后喷涌而出，教育的发展也让读者群体日益庞大。百科全书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相信，广博的知识可以让人们更加理智，摆脱蒙昧。而它也确实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广受人们的喜爱。1771年由威廉·斯梅利主编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此后一直更新迭代，不断扩充，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之一，也是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认识世界的一扇知识之窗。▲《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许多著名人物都在自传中回忆过自己从小阅读《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经历，包括伊隆·马斯克和美国前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比尔·盖茨视其为一生的知识伴侣和智慧的指路明灯，声称“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令我获得了一切有用的知识”。在中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样被学者看作人类知识界的“标杆”，称之为“知识的宝库，解惑的良师”，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窗口。钱钟书年轻时就开始阅读，并视之为资料宝典和知识源泉。出版家王云五20岁时以按揭方式买入，直言“受益一生”。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能让这么多人一生都念念不忘？▌一部足以代表现代文明精华的世界级经典有人甚至称该书的权威性“仅次于上帝”。确实，除了《圣经》，少有书籍能在经典与权威上与之相提并论：◎诞生于现代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第一版诞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其后由英美联合编著，最后版权归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经三个最重要文明时代的打磨——它历经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首版于1768年，是启蒙时代的成果。其后又经历革命时代、科技时代的几经修订，是数百年现代文明发展的见证，也是文明智慧的结晶。◎编撰者涵盖各领域里程碑式的学者——原版的作者团队非常豪华，数量有上千之多，来自130多个国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100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先后参与撰稿，许多条目都出自世界级的权威作者之手。然而，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能读到的，只有英文原版。直到80年代本书才第一次以中文版的方式出现在中国，作为一部备受重视的经典，它的翻译引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

七年前，人大教授张鸣留下一封“诀别书”：我走了不干了…推荐阅读：张鸣：我走了，大学就能办的更好了张鸣：退休之际的废话（这也太敢言了）

大家知道，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去了一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史称“南方谈话”（民间一般称“南巡讲话”）。这次讲话的重要程度有多大，我没资格多言，不如转述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吧。据邓家人回忆，南方之行结束不久，邓小平身体出现了较明显变化。到1994年夏天北戴河休假期间，医生已不再同意邓下海游泳了。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邓虽不大在意，但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所以有一次他对自己的胞弟邓垦说：“我个人不重要，对我来说，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但我还想多活，还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定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与方法……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邓这段“自我定位”，虽寥寥数语，却胜过无数篇洋洋洒洒的“邓论”研究文章和专著。而“邓小平胞弟邓垦”，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闻过此人。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入团，1937年入党，在延安时做过《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编辑，后历任泸州行署专员，重庆、武汉二市副市长，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及省政府顾问。大家不知邓垦，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邓小平这个弟弟确实很低调……然而大家更不知道邓垦还有一个更低调的儿子叫邓野——他是个奇人，出身名门却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一辈子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而且身为胜利者的后代，却能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去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真相。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人们又为之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中国能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神州大地竟又爆发了全面内战，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然而，作为民国史学者的邓野却认为，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邓野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赞叹不已：“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唯有邓野这种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朱生豪与宋清如他是“宠妻狂魔”，也是民国“莎剧译者第一人”。他的这一生短暂而精彩，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是爱情，一件是翻译莎士比亚。他就是被称为“情书王子”的朱生豪。◎十年恋爱长跑，540多封情书，炼就民国爱情佳话1932年，朱生豪与宋清如在大学诗社交流会上相识，从此两人之间开始了长达10年的书信往来。朱生豪疯狂追求，说尽了情话，光是给宋清如起昵称就起了70多个；而宋清如却不冷不热，她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朱生豪却说：“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他写给宋清如的情书，总数达到了540多封。十年恋爱长跑，1942年，在朋友的说和下，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夏承焘为这对新人题了八个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有人说，前四个字是对这对新人身份的描述，而后四个字，则是两人爱情与婚姻的写照。▲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情书◎十年翻译经典，呕心沥血，造就最佳莎剧译本当年，日寇耻笑中国没有莎翁文集译本，朱生豪闻言挺身而出，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日夜奋笔。然而，莎翁作品庞大艰深，翻译谈何容易。朱生豪心中有些犹豫，不过，在宋清如的鼓励下，他决定好好地去做这件事，全身心投入翻译莎翁作品的翻译工作中。朱生豪把毕生写情书的劲头，都用在翻译爱情戏的对白上。正因如此，罗密欧的告白，《仲夏夜之梦》里青年们的欢闹，都是真真切切恋爱男女的模样。1941年底，日军冲进了朱生豪所在的报社，焚毁了那里，他的很多译稿和资料也一并化为灰烬。无奈之下，他又重新翻译。当炮弹落在屋子附近，被轰得漫天飘散的稿纸上，写的正是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亦是朱生豪本人的慷慨陈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一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博士毕业之前，一位与我在微博上相互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建议我到北京做他的博士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辽西地域所限，可以交流的人和好的图书馆不多。然而临到报名的时候，社科院的行政人员打来电话，说我年龄超了一个月，不符合报名条件。而且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北京的一位朋友问我：“你还想跟谁做博士后，我也许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我说：“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秦晖先生？”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很多人都对书商攒的书另眼相看，然而对当时身为地级市银行职员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秦晖这样一个人。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所以我说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晖。朋友说，秦晖老师从来没招过博士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朋友的面子大，寄去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秦老师回复表示同意。由此他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二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为之呼天抢地的天大的事，对他来讲，只是些懒得说的鸡毛蒜皮。几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作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秦晖老师接人待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我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问我出站后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北京找个学术机构或者大学落脚吧。他马上表现出紧张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可是个麻烦。”秦老师这么聊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三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因此很多博士、博士后公然呼导师为“老板”。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读书和听课不同，书写得好，课不见得讲得好，秦老师口才之雄辩却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因此虽然住得离学校很远，但是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周两次，每次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听他讲课。我第一次上课走错了教学楼迟到了，等一走进六教大楼，远远就听到秦老师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周一上午同时有十几位老师在六教一楼上课，但只有秦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外也听得清清楚楚。第一堂课，我对秦老师的一身打扮印象很深刻：一身黑衣黑裤，斜挎着一个黑挎包。双手插兜，在讲台上随意地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中气十足。秦晖老师不是美男子，五官平常，一目已眇，但是在讲台上，他有一股帅气。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从中学起，很少专心听课，因为总感觉老师讲得太慢，废话太多，所以经常是只用一只耳朵听课，另一半精力按自己的进度看书。但是秦老师讲课，你没法分神。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废话，完全是干货，让你一句也舍不得漏掉。用网络语言讲，就是“全程无尿点”。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最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熟烂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啊。”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这样。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地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因为有些老师只喜欢上讨论课，主要由学生来发言，自己只是回答一下问题。有些老师讲课准备毫不用心，内容混乱敷衍，听得痛苦乏味。甚至有的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讲课，却不提前通知，等学生都坐满了才一个电话过来。即使是我自己，用私心去衡量，也感觉上课是一件低效率的浪费精力的事：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去讲课，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十人能够听到。如果写成书，读者是几万几十万人，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秦晖老师却愿意慷慨地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讲台，因此他的课，几乎堂堂爆满，去得晚一点，就没了座位。如果是小教室，过道里总是加满了椅子，坐满了蹭课的人。秦晖老师显然也很享受讲课，讲到逸兴遄飞处，有时甚至会根据内容唱上一段，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文革”中的冷门歌曲，或者一些地方的民歌。秦老师嗓子一般，但是音准很好。可惜他今天已经准确地“到点退休”，离开正式的三尺讲台了。我发自内心地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四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晖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都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一位学校的行政人员背后嘲笑他，报销的时候经常拿着攒了好久的一堆票据来，各种票据都混在一起，告诉他什么应该在什么时限内报，既记不住也不在乎。对别的老师来讲非常容易变通一下的事，他却怎么也不会弄，报不了抱怨一通就完了。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有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令人惊讶。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不知怎么聊到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其中一个同学是广东人，做的是“大逃港”研究，秦老师又向他介绍广东哪个镇哪个地区逃港的人多，这个同学虽然已经看了几年资料，对这些以前从无所知。讲到秦老师的老家广西，他聊起客家的源流、壮族民族内部的划分、土家族的划分，无不讲得清清楚楚。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当年他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过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地理如此熟悉，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小时候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说“古”，

六百三十七页，八十六万五千字，厚厚的《四棵杨》我读了整整四天，本想自己写写感受，但当初买这本书时，就是受了一篇评论的影响，索性再把这篇文章转过来。相信第一眼看到《四棵杨》一书的读者，均会被其“厚重”所震撼。不过读完全书，我才渐渐明白，真正沉重的，不是书本的重量，而是书中的内容。全书以河南某地名为“四棵杨”的村庄为全盘叙述基点，向读者展现了从解放到文革这段时期的风云变化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作者以十分贴近农民语言的质朴文风、颇具白描特色的人物勾勒方式、与史实紧密结合的叙事方式，将一副乡土生活的画卷铺陈开来。虽然写的是再平凡不过的底层农民，可这个视角却是弥足珍贵的。说它可贵，首先是因为其对准的是一段我们不甚熟悉的历史——打土豪、大炼钢铁、饥荒乃至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这些虽然都在历史课本里学过，可在那种以斗争为纲的僵化叙事架构里，我们只能产生与史实的疏离感。非黑即白的叙述早已不合时宜，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客观而又宽容的叙事方式。说它可贵，也是因为其对准的是一段我们至今语焉不详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至今缺乏一个公认的定论，更多的是有些难为情似的遮遮掩掩。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谈到这段历史，不是一脸懵懂，就是觉得不可思议。说它可贵，还因为其所展现的是来自底层平民的视角。是的，在书里，我们不会看到那些曾经的掌权者是如何被批斗的，或者“反革命”团体是如何夺权，如何覆灭的。比起一场场运动的发起者，作者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运动的接受者身上。而我们，其实大多数都是接受者，而非发起者。所以，当我翻开书时，便是借着书中人物的视角，去一窥时代的风云变幻……阅读过程中，我为地主张宗庵一家的遭遇而叹息，也明白了即使有许多的合理性，但这一过程绝非总是历史书上所写那样公正严明；我为跃进时期“放卫星”“日天炮”的荒谬而叹息，并了解到何以一个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的谎言是如何在国家机器的强势宣传下成为了人人称善的“事实”；我为那些执迷于大炼钢铁的迷梦，甚至连丰收的庄稼都无人收割的场景而扼腕，意识到国家以自己的意愿对社会原有组织的横加干预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我为前一刻还因为白馍泡了水而随意丢弃，后一刻已经要吃草皮树根度日的人们而惋惜，人毕竟是有私心的，不是自己的就不会珍惜，那些“主义”还只是一个梦而已；我为右派姚起灵的遭遇而唏嘘，他平静的外表下，究竟掩藏着多少悲伤的过往；我更为那些在决堤洪水中失去家园，失去生命的村民而哀伤，人总是想着要战胜自然，要“人定胜天”，却往往为违背自然规律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代价我们今天依旧在偿付……整部小说，是一部沉重的历史画卷，写满了底层民众在那段日子的经历和遭遇。读着读着，令我恍然觉得自己是在亲身体验这段历史，而不是在看一个虚构的故事。对此，有人表示不满，认为作者没搞清楚小说应该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定位不清。对此我只能报以一笑，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是“虚构”小说读得太多，以至于忘了文学作品的本质。文学作品都是虚构出来的，但这世上并不存在脱离现实的所谓“纯虚构”。任何文学作品，均是对现实中社会与人性的折射与倒映。也只有让读者在作品中找到现实世界中自己经历与诉求的影子，才能引起共鸣，才能震撼人心。至于作品是人物情节虚构、背景真实，还是情节背景虚构、人物真实，甚至所有要素均虚构，那只是写作手法和叙事方式的差异而已，以此来指责作者，那才是可笑的。是的，在读作品的时候，我虽然有种置身其中的感觉，但我也清楚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然而，我更为清楚的是，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中的那些情节，却曾经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历史上，发生在每一个中国的村庄中！四棵杨只是一个缩影，但透过它我们却看到了众生群像，这便是文学的力量。比起执着于所谓“虚构，非虚构”，作者是否在书中表现出他所想表现的东西，并被读者所接受，这才是一部作品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那么，《四棵杨》一书想要表现什么呢？我们又能从中读出些什么？我想有很多：国家过多干涉社会组织的严重后果；为一个人的浪漫主义而让全国人民跟着倒霉应如何评判；我们所处的现在与过去究竟如何衔接；旧的信仰与社会纽带被割裂后，新的纽带又如何生成？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而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着这段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本书以文学的笔触，在这个历史依旧暧昧的年代，让现在的人们得以了解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怎样的荒唐；我们的人民，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苦难。这，便足以令其拥有自己的内在价值。作者在书中透露的，除了对历史的尊重，更有一种乐观，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便体现在作为主角的广大农民身上。寒川子用满怀深情的笔触来刻画这些往往被我们忽略的农民，在他笔下，他们就如同那四棵白杨树一般，坚强、挺拔、伟岸、不屈。无论时代如何变幻，无论运动如何荒唐，无论国家如何强势，广大农民却依旧执着地生存下来。风刮不倒，水淹不灭，弱势但绝不弱智。他们用自己朴实的智慧顽强地生息着，上演一幕幕爱与恨、悲与欢、离与合的大戏。是的，他们才是历史的主角，才是民族的脊梁！即使在国家已经向着工业化乃至信息化时代迈进的今天，依然如此。也许你会嘲笑他们的土里土气、他们的重男轻女、他们的跟不上时代，但也请记住，他们是我们的祖辈，以及祖辈的祖辈。时代变化了，一些观念需要时间去更改，但这种改变不应以对一个群体的歧视和偏见为代价。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是国家的重点政策所在。城乡二元体系的弊病也仍旧横亘在前进的道路上，日益凸显。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答案又何尝不在历史中呢……因此，要说《四棵杨》多么“震撼”乃至“不朽”，那太过也太早。但这的确是一部能够让人读后有所思考、有所共鸣的作品，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以上为许道军先生的书评，发布时有删节。当今中国喜剧太多，少有悲剧，能够震耳发聩的悲剧少之又少。《四棵杨》正是这样一部悲剧。因为村口有四棵杨树，四棵杨村因以为名。小说写的是村子自1949年土改至1976年动荡年代结束这段历史中的故事，从人性和文化的视角解读了农民的共同命运，再现了中原农村的生活真实，还原了1949-1976类乎禁忌的历史真实。

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已经退烧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是爱说笑话。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啦！”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见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跑到院子，哥哥忽然停步，转身对我说：“你去吧，我没穿裤子。”——他只穿条内裤，没穿短外裤。我向来就怕去医院，说：“你不去我也不去！”哥哥“嗨”了一声，转身撒腿就跑，我还跟着。1939年，6岁的许燕吉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呀！”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看哥哥急得直跳，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护士没有权力给人治病。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一手拿着注射器，头颈转过来，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你负责啊！你负责啊！”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也连说：“我负责，我负责。”针打下去，爸爸长哼了一声，就像睡熟一样了。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哪！”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晴天霹雳似的一死，她脑中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许燕吉与父亲、母亲和哥哥在香港这时爸爸的朋友开汽车来看望，一见这情况，稍定惊魂，马上就去找人办丧。他的车还没出院子，就又来了一辆，两车相对数秒，后来的车掉转方向，两车一块儿疾驰走了。我再到爸爸房里，爸爸已被摆放好，盖上了白床单，一只手露在单子外，指甲都是紫的，我伸手去摁也还是紫的。妈妈躺在床旁的沙发上，连声哭着说：“怎样让你爸爸活过来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按着爸爸的手，木木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家里就来了好多人，我被领回自己房间，和哥哥并排坐在他的床沿上。婆婆站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唱着数落，样子挺滑稽的。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心像被重东西坠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袁妈、刘妈来给我们两个梳头、洗脸，穿戴整齐带到客厅，原来是记者要照相。妈妈还嘱咐我们放自然一点儿，我们都学妈妈那样挺直了背照了。晚饭后，我悄悄溜到妈妈房间，推开房门，见有好几位妇女陪着她，都在数硬币、包硬币，妈妈的眼哭得很红肿。我没敢进去，退回来，从客厅门外看见爸爸已被移到客厅里了。客厅的沙发搬到了我们房间，人很多，袁妈、刘妈忙得也顾不上管我们，我一夜也没睡着。客厅里的人们通宵在打牌，吵吵嚷嚷的，只有爸爸顶器重的学生金应熙一个人低着头坐在我们房间的沙发上。我想，他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第二天上午，灵堂已布置好了。宋庆龄昨天就送来的大花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爸爸还盖着单子，他脚头一侧的地上放了两个垫子，让我和哥哥两人跪上，谁来鞠躬，就给谁磕头回礼。来的人很多，川流不息，有些我们见过、认识，更多的不认识。开始我们还规规矩矩地磕，后来就马马虎虎地磕，再后来我俩就坐在垫子上了，最后，我俩就打起架来。有一个来吊丧的女士看见我们打架，竟泣不成声，吓得我们又老老实实地坐着。下午，殡仪馆的人来，给爸爸抹身穿衣。我在阳台上隔着门玻璃看的。他们把爸爸拉坐起来，爸爸的背很黄，上面还有一片片的斑，我觉得奇怪，可一点儿都不害怕。第三天中午盛殓，是西式棺木，板子很薄。妈妈站在靠爸爸头处，哥哥在她旁边，我在哥哥下边。灵堂里站满了人，我扶着棺材沿，看爸爸穿了一身长袍马褂，他平时参加隆重集会也穿的，可现在戴了顶瓜皮帽，看起来怪怪的。爸爸手边放了一本厚厚的《圣经》，把棺材楦得挺满的，就像冬天被被子裹严实的感觉。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拧上螺丝。随后，棺材就被抬出了家，我们也跟着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大礼堂里面、外面挂了许多挽联，一副挨着一副。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一副是“赤子之心”，一副是“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追悼会上有好些人讲了话，我似懂非懂，最后哥哥讲了几句答词。人们又把棺材抬出了礼堂，放进一辆黑色的大汽车里，开始出殡。学生们走在灵车两边，我和哥哥、妈妈在后面坐一辆小汽车，也一步步地慢慢开。那天天很热，我穿了一件现做的黑布长袍，更热，在车里还加上闷，我也一声不吭。好不容易到了坟场，将爸爸放进了挖好的穴里。我们朝上撒了土，听见砸到棺材上的咚咚声，很沉重。爸爸死了，自始至终我没有号哭，也没有掉眼泪。妈妈说我是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其实，我记得爸爸爱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我记得很多，记得很清。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如果时代不是落了一粒灰，而是刮了一场沙尘暴呢？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在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讲述的自己的人生经历，就真实体现了那样的时代究竟有多么残酷。◎幼年丧父，战乱中随母亲颠沛流离1933年1月13日，许燕吉出生在北平，当时父亲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教授。两岁时，全家搬去香港。8岁时，父亲因组织抗日救国事业等工作，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同一年，日军占领香港，她与哥哥跟随母亲逃往内地，从此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就这样一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一家人最终落户南京，总算安顿了下来。转眼到了1955年，22岁的她与大学同学吴富融结婚，度过了不到3年的幸福时光，不料命运的齿轮却再次突然逆转，一场时代的“沙尘暴”骤然袭来......◎胎死腹中，被迫离婚，入狱六年，劳改五年1958年1月，一场运动在全国展开，许燕吉被开除公职。此时，她已有孕在身，无奈返回南京，不料胎死腹中。同年7月她被逮捕，5个月后，丈夫提出离婚，她不同意，判决书下来后，却不得不接受。她被判入狱6年。在狱中，她表现优良，获得了减刑1年的机会，最终却把这个“立功名额”转让给了另外一名刑期更长的牢友。1964年刑满释放，却仍戴着“帽子”的她不愿连累母亲，选择在女子监狱“就业”，如此又是5年。◎动荡年代，流落农村，嫁给文盲老农1969年，中苏反目，核战危机备战备荒，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省一个极其偏僻、贫困的小山村里。在这里，她拼命辛劳一年，还不如一头猪的工分多，根本无法生存，只好去寻找17年未见远在陕西农村的哥哥。好在哥哥被她找到了，她想留在哥哥身边，也想再婚，她早已没有什么奢求，只求对方人品好就行。就这样，经哥哥牵线，她最终嫁给了一个大自己10岁、离异带娃、目不识丁的老农民魏兆庆。此时的她再也承受不住命运的摧残，她哭了.....可最终，她还是把一切都承受了下来。许燕吉与丈夫魏兆庆◎一个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侧影1979年，在与农民丈夫生活了8年后，许燕吉终于获得平反。拿到通知书那一刻，她禁不住再一次嚎啕大哭，“这算什么啊？”她想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如此捉弄她。两年后，她带着丈夫一起返回南京，仍然对这个老农民不离不弃。在她看来，婚姻“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种契约。”这个老头过去没有伤害她、抛弃她，如今她也不想伤他的心。2006年，农民丈夫去世后，许燕吉回顾自己坎坷一生，用6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80岁那年出版，这本书就《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次年，本书入选新浪中国十大好书榜，颁奖词是：“一部令人唏嘘不已的个人口述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飘零，为一个民族的百年史提供了无可替代、丰富真实的注脚。”本书出版3个月后，2014年1月13日，许燕吉走完了她坎坷曲折的一生，那一天，恰好是她的81岁生日。很难想象，一个人要有多勇敢，才能坦然面对像她一样坎坷、悲惨的人生？一个人要有多坚强，才能像她一样在历尽苦难后仍旧一生善良？答案都在这本书中，《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本值得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也是一本值得慢慢品味的好书。从作者一个人近百年的人生体验中，你能看到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这本独家好书：文章来源：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节选)

物极必反。这句古老的哲言，用来总结近代知识分子的际遇，再合适不过了。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历史剧变的引领者。随后，天玄地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倒悬。20世纪80年代开始，知识不再“反动”，知识分子再次成为将世界文明引入中国，并推动国家变革的主要力量。然而今天，“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越来越让人五味杂陈了。“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殷海光先生曾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在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面前，这句话显然过于委婉了：曾经登过富豪榜的某作家，在直播间里叫卖茶叶和文玩，古人尚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从“以义为利”到“以利为利”，已经蜕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曾经以学术打假而著称的某学者，身处美国时骂中国、身处中国时又骂美国，曾经的“火眼金睛”，蜕变为“两头通吃”的投机者了；曾经以敢讲真话著称的某学者，当了领导之后，再无半句真话，把学问和声望当成敲门砖，不过是一个谋求上位的钻营者罢了；一个因为“关心民间疾苦”而常常紧锁眉头的主持人，貌似热爱深度思考，但说的话永远然并卵，他展现出来的真诚，不过是一种精心操控的平衡，一个“社会良心”的扮演者而已；某些身居学术象牙塔中的专家，耗掉巨额研究经费，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学术成就，面对民众，却没有丝毫的羞耻感。——这还是我们认知中的知识分子吗？然而，更可怕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拥有极多的粉丝，在粉丝眼里，他们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化身，更代表着人间的正道。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被奉为至宝，不仅会严重误导大众认知，一旦手握权柄，更会对民族与国家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知识分子的四种特质，奠定了思想创造的基本维度康德爱独处，休谟爱交际，知识分子有“狐狸型”的，也有“刺猬型”的，但依据从古今知识分子身上归纳出来的“大数据”，下面四种是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特质。1.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心灵自由，既不为个人欲望禁锢，也不为外在现象困扰。中国叫“士志于道”，西方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公元前212年的一天，古罗马军队杀进叙拉古城，一个士兵踢开阿基米德的房门，只见通宵未眠的老科学家正聚精会神盯着地上的几何图形，利剑碰到鼻尖时才猛然惊醒，然后用手推开剑，平静地说道:“等一下杀我的头，让我把这条定律证明完毕。”说完又沉思起来。缺乏自由意志的人，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如醉如痴、完全忘我的态度？众所周知，达·芬奇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意大利艺术巨匠，但他的研究领域实际上非常广泛，除了绘画，音乐、数学、解剖学、天文学等几十个领域都有显著成就，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这种天才性，正是自由意志在最高位上的运行---没有自由意志，如何能够克服历史的局限性，用惊人想象力，设计出四百多年后才问世的直升机图纸？▲达芬奇直升机草图2.独立人格。是指无依附性，既不迎合权势，也不迎合大众，精神上高度自洽。民国时期，蒋委员长几次邀请傅斯年入阁乃至组党，身在四川宜宾偏僻小镇李庄的傅斯年，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干脆利索地拒绝了，甚至终其一生都不是国民党员。他的兴趣全在学术，用他的话来说，教授当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二十多年前岱峻老师开始挖掘的“李庄奇迹”，正是以学术带头人傅斯年为代表，从价值角度而不是按长官意志做事，做到了学术与思想的纯粹性。著名学者阿伦特，在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不仅批判了纳粹分子的“平庸之恶”，也批判了犹太人的“平庸之恶”——犹太人本身也参与了自我毁灭。这一批判引起轩然大波，她是犹太人，现在却成了犹太人的公敌，很多朋友和她绝交。但她从未考虑修改结论，甚至说：“我对任何抽象的民族没有任何特殊的感情。”爱因斯坦因此说，“是人格而不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知识分子。”▲阿伦特3.家国情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甚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曾国藩晚年，带病也要接手“天津教案”，就是担心倘若朝廷派一个颟顸无能之辈，很有可能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再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这种宁可被扣上“卖国贼”帽子也勉力为国分忧的精神，正是一种深切的家国情怀。犹太知识分子更值得大书特书。自从公元前586年开始流散世界，犹太人的复国梦从未断绝，他们认为，要想保持独立和尊严，身后必须有一个文明的、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充满血与泪的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1897年，犹太作家赫茨尔召集了首次犹太人大会，复国运动正式提上日程。1924年，已经荣获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加入柏林犹太组织，四处演讲为复国主义募集资金，将自身命运和犹太人牢牢捆绑在了一起。1948年，犹太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复国，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奇迹。极端的民族主义固然不可取，但是家国情怀却是民族和国家最强大的凝聚力之一，更是一流知识分子的标配，犹太民族是最好的证明。4.士人风骨。风骨就是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41年，林徽因病倒在避难之地李庄，8岁的儿子梁从诫问：“妈妈，日本人追上来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一个病弱的躯体内，竟有如此一副铮铮铁骨，士人风骨才是林徽因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女”的真正原因。也是在李庄，1943年2月，中国民族学奠基人凌纯声收到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命他立刻启程前往重庆，蒋委员长将予以接见，然后赴新疆另任他职。凌纯声称病不去，“十二道金牌”接踵而至，凌纯声坚决不去，当中研院院长的最后通牒发来，凌纯声也给出了自己的最终态度：“现决引咎恳辞本职，以谢我公”。不卑不亢，但字字铿锵。没有这样的风骨，又怎能在学术之路上做到勇猛精进？▲凌纯声综观上述，“知识分子”乱象的根源，主要是知识分子上述特质的缺失。那么，是这块土地“贫瘠”还是国情“特殊”，导致我们见得更多的，都是打着引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只能“专享”这种“知识分子泛滥”，而不能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也拥有“知识分子集中大爆发”的那种灿烂图景吗？当然不是。远的诸子百家不说，打开岱峻老师耗费23年心血的皇皇巨著《发现李庄》，八十年前的“李庄奇迹”，让我们看到兼具四大特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救国”的奇迹，眼界大开，无比震撼。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探照灯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1940年，当亡国灭种近在咫尺、政商名流纷纷逃亡海外时，一群知识分子却沿长江逆流而上，齐聚李庄，一住就是6年。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学问和声望，去国外避难乃至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们全部留在了战乱中国，留在了李庄，唯一目的，就是文化救国。家国情怀，也许在紧要关头，才能分辨出是虚应还是本质。▲1941年6月9日，李庄板栗坳纪念中研院成立13周年这里除了僻静，全是荒芜，条件极其简陋，冬季阴雨绵绵，夏季酷热难耐。梁思成的家尤甚，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棚有蛇鼠出没，臭虫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煤油灯必须节约使用，夜间靠菜油照明。回想当年的北平，那充满美和情感的世界，宛如一梦。尤其，物资极度匮乏，为给病妻补些营养，梁思成当掉珍藏多年的爱物，换成两条鲤鱼，进门说：“今天红烧怀表。”这样的条件下，夫妻二人在创作中得到了莫大快慰，林徽因时常咳血，梁思成则身患脊椎软骨硬化病，必须用铁马甲箍住才能伏案，二人每天工作到夜半，当终于写完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远超国外研究水平的《中国建筑史》，均已透支到昏厥。而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一切费用自行解决。这种物我两忘的独立精神，已经难以用词语来形容。▲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影这还不是最让人揪心的。李济，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战乱中的长途颠簸，没有损失损坏一件文物，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合格到了极致；而作为父亲，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少药，接连患病离世......这之后，他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稿和文物，写出《殷墟器物甲编》等中国考古学奠基之作，这些书，被今天的很多人当作考古成就，然而当年，无异于为中华民族找回根脉。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因此称李济是“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结合的君子人”。何谓希腊精神？学术第一；何谓儒家修养？定心忍性。二者合体，正是士人风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容纳了顶尖的四大研究机构——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筹备处、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等等。学者傅斯年、陶孟和、董作宾、吴定良、李方桂、梁思永、巫宝三、梁方仲、岑仲勉、刘敦桢、丁文渊等，齐聚于此。最顶尖的机构、最精英的人才，战乱中的落脚地，却只能是这种“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连到访李庄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都感叹：外国人遇到“这种极艰难的境况，是早就跑光了的”。然而，这些学者的工作，主观上并没受到严重的影响。童第周的故事让人难忘。夫妇俩东拼西凑借来超过两人两年工资的钱，激动万分地买来李庄唯一一架旧显微镜，开始了从比利时学成回国后就中断了的金鱼实验，一篇篇论文发表，在国外生物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一天，英国学者李约瑟来访，发现所谓的实验室，只是几个鱼缸以及一架严密保护着的显微镜，禁不住高声赞叹：“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他又问：“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偏要到这里进行实验呢？”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需要回答。比利时的师友对童第周的行为有评价：他说到办到，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祖国服务，为人类作贡献。▲李约瑟在李庄哪怕是方寸之地，只要允许做学术，他们就会投入百倍的努力，以弥补其他所有条件的不堪。甲骨文专家董作宾的巨著《殷历谱》，首现殷商时期的帝王谱系，被治学严谨的陈寅恪推为“抗战八年第一书”。而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以手写和石印方式诞生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对他们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其他任何外在，都不成其为干扰。所以，当考古学家夏鼐于1945年8月中旬，在戈壁滩上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以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勤奋迎接胜利，继续向戈壁深处前行考察，几个月后他走出戈壁滩，验证了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胜利了！上述故事，仅是三卷本《发现李庄》浩瀚篇幅中的九牛之一毛，甚至根本无力映照李庄往事所蕴含的丰厚、雄浑和感人。太多学科的雄厚基石，在李庄被一锤锤夯定；一部部光耀史册的著作，接连出版，学者陈平原因此称其为“世界学术史之奇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人都是使用现代科学方法做研究，虽偏居一隅，但充分利用电报和信函，时刻保持着和世界学术界的联系，一桩桩学术成就，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火种，对抗战胜利后的各项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航拍李庄（图：视觉中国）如果说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十四年抗战，在政治上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那么，以李庄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上的井喷，不仅延续了中华文脉，更让中华文明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没有岱峻老师这部《发现李庄》，我们怎能知道，李庄的这六年，是中国科学最有机会平视世界的时期。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为抗战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的李庄，是抗战期间中国最有知名度的对外窗口，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中国李庄”，国际邮件也准能直达。我们更不知道，战争期间相当比例的外援，正是因为国际友人通过李庄奇迹见识到了一个不屈的中国，而慨然相助。特殊时期，学术是他们唯一的报国手段，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最好的手段。六年中埋首发掘真理与真相，守护和传扬普世文明，对内凝聚人心和士气，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光辉面貌......对照知识分子的四个特质，李庄的这些知识分子，哪一个，没有登上其中的巅峰？今天，跟李庄相比，条件要好了很多，然而经济、社会、人心......，各方面仍然危机重重。正因如此，打开这部《发现李庄》，会有两种相反的情绪，弥漫于阅读的始终：在瞻仰李庄知识分子于硝烟时代创造出高光时刻的同时，也为我们后人于和平年代却如此的乱象横生，而深深地羞愧和反思；然而，李庄的故事并不久远，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我们现在身上流淌的，就是当年驱动他们毅勇前行的那一腔热血。再次立于历史三峡的路口，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相信，能够洞察这个时代的复杂、并能真正挑起新时期重担的知识分子，会对李庄的先辈，做出完美的回应？............李庄，这些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同胞精英，1950年之后，却消失于历史的尘烟之中。23年来，为重现李庄的巨大贡献，岱峻走了一条和笔下人物同样的路：没有任何经费、赞助和团队支持，完全凭满腔热血和执着，走访乡民，查阅档案，联系一切能找到的“李庄后人”，搜集尽可能详细的口述材料，自学当年李庄涉猎到的所有学科，从49岁一直写到72岁，终于完成三卷本的《发现李庄》，而满头青丝皆成白发。▲左图是20年前刚刚开始走访李庄时的岱峻老师，右图是完成三卷本《发现李庄》后的岱峻老师近照打开这套书，不仅会为李庄知识分子在极端环境下的高光表现而感喟，也会为他们的故事随后被长期中断而扼腕叹息。而从普通读书人磨炼成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岱峻老师23年来的故事，恰如一曲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在讲演中引用过的“执拗的低音”---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宝藏，然而又毫无所图，仅仅因为这是一份“未亡人对逝去者承担的责任”。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岱峻老师耗费23年心血而成、当今中国最稀缺的“现代知识分子启示录”---《发现李庄》珍藏版，除了典雅素朴的函套，更珍贵的是，我们争取到72岁的岱峻老师亲笔签名加钤印，更具收藏价值和阅读体验，点击图片，抢先收藏《发现李庄》（函套版·全三卷），还可在规格中一键选购“读懂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六书”，深度思考中西文明理念的更多融合可能：推荐阅读：发现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曾是剧变年代的中国名片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我们却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