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54：第十七章 君子小人之辨
第十七章 君子小人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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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弻、韩琦等人发起了以吏治改革为核心的“庆历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共十项措施。改革遭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御史们纷纷指责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枢密使夏竦因与石介有隙，让家中女奴偷学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弻的信，内容是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宋仁宗并不相信，但这种事实在太吓人，范仲淹等人纷纷请求外放，离开朝廷，庆历新政实行一年半的时间，就全部废止了。
欧阳修向来被认为是范仲淹一党，此期间愤然上书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结果被贬知滁州。在贬谪期间，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亭记》，范仲淹写下了《岳阳楼记》。据说范仲淹并没有亲临岳阳楼，而是根据好友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写下的这一千古名篇。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这哪里是写景，分明是写一颗远谪之心，也正因如此，先忧后乐的伟大情怀，才会流芳千古。
欧阳修并是一个只会与民同乐的“醉翁”。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宋仁宗问诸大臣：“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党乎？”同日，欧阳修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这篇文章不但深刻影响了北宋的政治观念，而且影响了此后七百年士大夫的政治心理品格。他在文章中说：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正面回答了宋仁宗的问题，那就是君子有党。他认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因此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当这些人有共同利益时，就互相党附；当利益有冲突，就会互相反目。君子之朋则不同，他们是以道义、忠信、名节为粘合剂，同心共济，志同道合，终始如一。作为帝王，应当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君子和小人之辨，贯穿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子提出的这些主张，被后世君王反复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妄图用人的自我约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真正树立起法制观念，于是只好在以德治国上做文章。一辆车应该有两个轮子，但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向来是一辆独轮车。
孔子还说，君子不党，是说君子不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欧阳修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为士大夫争取政治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这篇文章影响极大，宋朝就有司马光、苏轼、范纯仁、刘安世、秦观、李纲等人或专门撰文，或奏议阐发，元明清又有多人论及朋党问题，直到雍正皇帝有感于当年九王夺嫡及隆科多、年羹尧案，亲自动笔撰写《御制朋党论》，斥责欧阳修的文章为邪说，这场超级马拉松，才算结束。
封建皇权政治解决不了君子小人问题。诸葛亮告诫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哪个是贤臣，哪个是小人？平庸的刘禅分不清，他孔明先生就能分得清？吕惠卿是小人吗？他可是欧阳修当作得意门生推荐给王安石的，这样的贤良怎么又会背叛王安石，以至后来无论是章惇还是蔡京，谁执政都不让他回朝，《宋史》又把他列入奸臣传？吴处厚是君子吗？他断章取义，把蔡确往死里整，连儿子都说：“此非人所为。大人平生学业如此，今何为此？将何以立于世？柔嘉为大人子，将无容迹于天地之间矣。”吴处厚无疑是一个卑鄙小人，为什么高太后痛贬蔡确，然后升他的官？宋人笔记说，吴处厚到任后，疽发于脑，自嚼舌断而死，一看就是后人编造的，无非是憎恨这种小人行径而已。
君子人格论作为个体道德修炼则可，但君子有党论妄图用群体君子人格来治理国家，形成普遍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宋人所说的君子党也好，小人党也好，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只能是帮派，是团伙。谁都会说自己是君子，对方是小人，只要有了争端，就拿来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屡试不爽。无论是范仲淹时代的庆历党争，还是王安石变法时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还是元祐三党之争，都是君子小人之辨、义利之辨的翻版。
苏轼任职翰林学士不久，就有传言他会升任宰辅大臣。元祐元年九月，监察御史孙升奏论：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王安石在翰苑为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为翰林，则轼不过如此而已。若欲以轼为辅佐，愿以安石为戒。
孙升出于什么心态且不去管他，这段话说的却极为在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些人都是君子，司马光为相，变成了另一个王安石，谁又能保证苏轼为相，不会成为第三个王安石呢？
南宋朱熹说：“东坡只管骂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东坡做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 朱熹因为程颐的关系，对苏轼颇有微词，这话虽有成见，但也无形中充分说明，面对权力这个怪兽，君子人格是驾驭不了的。
宋人普遍持君子有党论。范纯仁对此有不同见解。他说：“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
按照孔子的君子小人论，翻遍《宋史》，可能只有范纯仁一个人堪称君子。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他是个仁义的好人，向来主张对反对派应宜宽不宜苛，从来不用什么整人手段。章惇被贬，他替章惇说话；车盖亭诗案，他坚称蔡确无党，反对将蔡确贬到新州，以至自己被贬官。苏辙和范纯仁意见经常分歧，一次殿前奏对，苏辙将宋神宗比作汉武帝，哲宗很生气，范纯仁赶紧为苏辙打圆场解围，苏辙大为感动。几年后新党上台，章惇反倒将范纯仁贬到永州，当时范纯仁双目失明，儿子大骂章惇，他反而呵斥儿子不该心存怨恨。他的名言是：“有愧而生者，不弱无愧而死。”
范纯仁自称平生所学，得“忠恕”二字，一生得益不尽。儒家“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简直堪称伟大，因此古人称为“金律”。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的底线，故称为“银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既非高尚的君子，也不是什么卑劣的小人，能守住做人的底线，做个好人、厚道人、老实人，也就是践行圣人之言了。
范纯仁坚决反对寻章摘句迫害他人，他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然而朝中那些“正人君子”们，却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元祜六年，苏辙以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为中大夫，任尚书右丞，苏轼在杭州任两年知州后亦被召还，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苏辙屡次上书，乞求回避兄长，朝廷不允，二苏仕途达到了顶峰。这时贾易也已回朝任侍御史，他又从苏轼的诗中发现了“大问题”：
此生已觉都无事，
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
野花啼鸟亦欣然。
这首诗作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当时苏轼在扬州，听说在阳羡买田已成，因此说“山寺归来闻好语”。宋神宗三月去世，贾易借此大加推理，奏章写的堪比侦探小说，说苏轼根本不是因为什么买田阳羡而高兴，那点事值得如此兴高采烈？以至于野花啼鸟都跟着欣然？当时先帝山陵未寝，正应人臣泣血、号慕摧绝，他却如此猖狂放浪，分明是谤讪先帝，大不敬之至！
于是又有御史跟上，说蔡确是前车之鉴，应比照蔡确案论罪！北宋朝堂，就是这样一群混蛋！
难题又甩给了太皇太后。苏轼又得回家待罪，写劄子自辩。这时苏辙想了一通说辞，解释说当时苏轼听到寺外数十个父老说话，其中一个老者说，新皇登极，好一个少年官家。闻好语，就是这个好语，是赞美新皇帝的！
有了这样一种解释，太皇太后借坡下驴，苏氏兄弟也就过关了。
苏轼在家，极为郁闷，晚上枯坐，听到有老鼠咔吃咔吃咬床脚。童子用皮袋子设伏，把老鼠罩住，打开一看，老鼠已经死了。倒出来，老鼠马上活过来，迅速逃走了，原来是装死。苏轼叹息道，都说人最聪明，哪知道还比不上一只老鼠。这样想着想着，快睡着了，朦胧中好像有人说：“你被老鼠所戏，是因为你不专心。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都是因为没防备、不专一的缘故。这话本来就是你说的，你怎么忘了呢？”
是啊，朝廷之上，那些官位得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像苏轼这样大大咧咧，毫不设防，只能是一再被鼠辈所戏了！还是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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