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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52:第十七章 君子小人之辨

钱壮为 劲草知风 2021-06-15

第十七章  君子小人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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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吃饱了在院子里遛弯,拍着肚子问左右:“你们说这里面都是什么?”一个人说:“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另一个人说:“满腹都是识见。”东坡仍觉平平。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大笑。



一肚子不合时宜,这评价实在是太贴切了。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唱反调者,是一个提意见的角色。王安石当政,他反对盲目实行新法;司马光当政,他反对盲目废除新法。当两股势力势同水火,他的独立、他的个见,只能是招致来自两面的攻击,而不是获得双方的理解。



现代政治在制度设计上就会保证多方征求意见和建议,但是古代这方面有天然缺陷,因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从李世民将魏征置于左右,就注定了后半生他要忍受魏征的喋喋不休。不要以为李世民愿意被魏征训斥,他也经常气恼,魏征能善终,堪称千古奇迹。魏征死后,李世民找个借口,就把他的封号全都褫夺了,可见魏征的絮叨还是给皇帝留下了心理阴影。苏东坡也想当官,给他升官他也高兴。他如果一心想官至宰辅,有司马光这层关系,有太后的恩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在向上爬与说真话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不是他不善于玩弄权术,而是对此全无兴趣。


司马光如果不死,元祐年间的朝堂还能消停一些。苏轼跟他唱反调,他虽然不高兴,但是也不能把苏轼怎么样。现在他死了,苏轼的侧后方已经完全暴露了。

   朝廷对司马光极尽哀荣,大臣们纷纷到司马光家中拜祭。恰好这一天朝廷举行神宗的灵牌供奉仪式,宣布大赦天下,百官放假三天。仪式后,苏轼准备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人前去吊祭司马光。这时候崇政殿说书程颐说:“你们没读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说孔子在这一天吊丧哭过,那么就不再作欢歌笑语。你们早上参加供奉先帝灵牌时已听了乐曲,同一天怎么能来哀悼逝者呢?

 

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青年时与兄长程颢从学于周敦颐。嘉佑二年,程颢和程颐参加进士考试,程颢考中,程颐落榜,此后三十年在洛阳一带讲学,门人遍及天下。司马光执政时,推荐他任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学。宋代经筵的讲官分为侍讲、侍读和说书,程颐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于是担任职级不高的“说书”。真正的皇帝老师叫太师,但皇帝年幼,程颐实际上有“帝师”之实(苏轼此时还没有出任侍读)。程颐刻板教条,不看对象,不看条件,凡是圣人说的话,就机械地理解照搬。苏轼面对程颐的质疑,说:“《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但是没说‘是日歌,则不哭’嘛”。


程颐引《论语》中的话,无非是要表达,《论语》中说过的,就是圣人之言,是古礼,不能违背。苏轼顺着他的逻辑,却得到相反的结论:《论语》中没说过的,那就可以为之。


苏轼本是开个玩笑,带领众人继续走,而程颐是当真的。一行人进府后,却发现司马光的直系亲属等人都没有出来接待和答谢,一问原来又是程颐不许,说是儿子假如真的孝顺,应该悲痛万分,悲痛到根本无法接待客人的程度,这才算孝,才符合古礼。苏轼当众对程颐说:“你这是糟鄙俚叔孙通所制的礼吗?”



汉高祖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当了皇帝以后,不喜欢秦朝那些繁琐的礼法,而且他也不懂什么礼法。朝堂上众臣工大呼小叫,随意走动,无序扎堆站班,没个规矩。秦朝旧臣叔孙通对刘邦说:“儒生虽然不能帮你攻城略地打天下,却可以帮你守天下,让我来帮陛下制定一套朝廷上使用的礼仪。”叔孙通删繁就简,借鉴秦朝礼法,同时参详夏商周礼仪,制定了包括宗庙祭祀、皇帝加冕、众臣上朝等一整套礼乐制度。恰逢长乐宫建成,但见皇帝高高坐于御座之上,众大臣鱼贯而入,不敢越雷池一步,负责掌控礼仪的官员高声下令,或跪拜或叩首,整齐划一,极其庄重。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作皇帝的滋味!”重赏叔孙通。刘邦这人没什么文化,但他从来不装作有文化,经常说一些大实话,因此他的做派还能显示出几分可爱。没尝到权力的滋味,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真的披龙袍坐御座,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向自己三拜九叩,那种如坐云端的感觉真是无以复加。儒家之礼,一旦被皇权利用,它统率国人的功效就显现出来了。


   后世对叔孙通的评价也有不同。司马迁称赞他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之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制定礼乐的后果严重,使古礼失传。苏轼说程颐,你这是乡野泥沟里的叔孙通,你的“古礼”并不古。时代在向前发展,礼仪、风俗、风气等等都会发生变化,叔孙通制定的礼法都不再是古礼,你程颐的这套说词,更与古礼不沾边了。


程颐是理学宗师,他认为“万事皆出于理”,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秩序便合天理,否则就是逆天。他发展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认为人之所以有恶行,是因为人欲蒙蔽了本心,因此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想去掉恶行,就得恪守一个“敬”字,加强自我修养。毫无疑问,这种思想统治阶级一见便喜,而程朱理学的抬头直到一枝独大,也使中国文化这条长河,越来越难以激荡扬波。为了灭人欲,程颐甚至认为“作文害道”,他曾经读到秦观的一首词:



 小楼连苑横空,

下窥绣毂雕鞍骤。

朱帘半卷,单衣初试,

清明时候。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

欲无还有。

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

红成阵,飞鸳甃。

 

玉佩丁东别后,

怅佳期、参差难又。

名缰利锁,天还知道,

和天也瘦。花下重门,

柳边深巷,不堪回首。

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

向人依旧。

——秦观《水龙吟》


     秦观是个多情种子,他一生有过不少女朋友。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是说为了名利,不得不与女友分离,如果上天有情,天也会变瘦的。此句显然是从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化出,但一个“瘦”字,更道尽了相思之苦。程颐看到后问秦观:“天还知道,和天也瘦,是学士作的吗?上穹尊严,你怎么能侮辱上天呢?”道学家的可笑,可见一斑。


程颐还见到欧阳修写给常秩的诗: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常秩考进士不中,本想隐居乡里,结果被人推荐入朝,十年来每天闻鸡即起,早早上朝,再难寻找早年的愿望。程颐读后说:“夙兴趋朝,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欧阳永叔怎么能这样说呢?”在程颐看来,每个人不但要成为道德上的模范,而且还得每天向皇帝表决心,连写诗都得这样写。这就是程颐所主张的“敬”,按照他的主张,文学必死无疑。从前电影、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高大全形象,若究其根源,这里就是。

     苏轼对人性的看法与程颐截然不同,甚至不同于孟子。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苏轼认为人性本质是一种无善无恶的自然本性和生理本能。他与人聊天,朋友说养生难在去欲,比如苏武,作为汉臣,在苦寒之地放羊十九年,也绝不屈服于匈奴。但在一件事上他无法守节,就是情欲,因为苏武娶了个胡人媳妇,还生了孩子。苏轼听了大笑,很赞同朋友的话。在苏轼看来,世间只有男人女人之分,并无大汗男人与匈奴女人之别,苏武娶胡人妇,无碍他作为大汉使节的高大形象。

    人心的净化不能只靠道德说教,理学家在这方面很让人讨厌。一次经筵侍讲,中间少歇,哲宗在外折了一个柳枝玩。十岁的小孩子,天性使然。结果程颐拉着脸说:“现在正是春天,万物复苏时节,这时候不可摧折生命,致失天地和气。”哲宗很不高兴,狠狠地把柳枝扔在地上,接下来的一堂课,一直闷闷不乐。教育是一项复杂工程,一个大学者未必是一个好老师,程颐在皇帝面前非常庄重严肃,小皇帝很怕他。


   九十岁的文彦博在小皇帝面前慈眉善目、毕恭毕敬,可是程颐在皇帝面前向来阴沉着一张老脸,有人问他缘由,他回答很直接,因为我是皇帝老师。他这个老师不知道,这个被祖母和一群大臣反复训导的小皇帝在一天天长大,等他到了逆反的年纪,事情可就闹大了。

   当时司马光还活着,听说程颐如此教育皇帝,说:“人主不愿意接近儒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迂腐之人的缘故啊。

   在崇尚个性、热爱自由的苏轼看来,程颐何止有些迂腐,简直有些不近人情了。有一次恰逢国家忌日,众大臣都到相国寺祈祷,中间要吃饭。从前这时候一般都吃素食,但素食粗粝,逐渐就都吃肉食。这次程颐下令寺方供应素菜,苏轼说:“正叔,你又不信佛,为什么要食素呢?

   程颐说:“根据礼法,守丧期间,不可以喝酒食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自然也应该遵守不喝酒、不食肉的规定。苏轼说:“为刘氏者左袒。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吕雉死后,她的两个弟弟一个把持军权,一个把持朝政,太尉周勃手持将印进入军中,对兵士们说:“愿意拥戴刘氏者袒露左肩,愿意拥戴吕氏者袒露右肩。”兵士纷纷袒露左肩,遂铲除诸吕,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

      苏轼这话说的有些过头了,吃荤吃素,不是原则问题,何必拿出周勃的典故。众人看气氛有点不对,于是默默地各自选边,范祖禹等人食素,秦观等人食肉。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积累起来就逐渐形成了看法。苏轼显然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他有话就说,倒是痛快淋漓,可是在旁人看来,他已经把程颐深深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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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51:第十六章 司马牛•鳖厮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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