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45期 龚浩群：我与泰国的不解之缘
【题外话】 《名刊编语》第二期嘉宾是《社会》执行主编肖瑛教授。肖老师说，文章出来后，居然真有陌生主编打电话向他咨询如何申请进入CSSCI，可惜，没讨到肖老师的点金术。期刊作为一种学术发表和知识出版的形式，也就是这一两百年的事情，陈独秀当年办《新青年》的时候，一定不会预料到今天的主编们为了引用因子、期刊排名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梁漱溟在解放前手书《中国文化要义》的时候，大概不曾想到今天的学者为了给自己或自己的学生发一篇核心期刊，需要多么苦口婆心、倾尽全力。咱们是不是也该反思反思：现在的学术体制，把各位主编、教授都折腾成啥样了？能不能想个辙改变改变？兼济天下且不说，先把学术圈的事儿治理治理。
【石头引】 海外民族志在未来几十年将是一门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图景走进中国话语的路径。中华文明强大而自成体系，在历史上曾经贯通亚洲、辐射欧洲，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中文的“世界话语”慢慢退却，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一方面，这源于近代中国的对外战争不利，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也比较单薄。在这方面，我们要向美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学习。国家对外铺陈“一带一路”，鼓励经济与文化走出去，但“走出去”很容易，“走进去”却很难，如果真想“走出去”的经济与文化能够落地生根，就特别需要扎实的海外民族志，这是学术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本期嘉宾是龚浩群博士，她从2003年进入泰国开展海外民族志，让我们听听她的分享。
【作者简介】 龚浩群，1976年生于湖南，2005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泰国研究、美国研究。曾在《开放时代》、《思想战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和《东南亚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专著《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于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到海外去：兴奋与忐忑
2001年，我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高丙中教授。当时我特别被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打动，很希望到费老年轻时代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地区做研究。为此，我和高老师谈起自己的想法，高老师让我先读书，博士论文选题可以稍后再定。2002年初，高老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访问，他在电子邮件中谈到：“在这里的人类学系，师生们的田野调查点遍布全世界。在中国，你们年轻一代应该做一些新的事情，到海外去做田野。”
高老师的话触动了我。可是，世界这么大，去哪里，做什么，怎么做，一连串的问题冒了出来。对我来说，泰国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泰国是黄袍佛国，近代以来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国民性情温和，国家也比较开放，总之，是一个让人感到亲近的国家。高老师对我提出了两点明确的田野规范要求：一是掌握当地语言，二是以一年为周期，做一个长时段的调查。
2002年9月，高老师回国，他当时正准备以“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实证研究”为题，申请教育部的重点课题资助，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够资助我去泰国和另一位博士生宝山去蒙古国的调查经费。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定到海外做研究时，经费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时不我待，我马上开始了泰语学习，并且开始研读与公民身份相关的社会理论。后来，高老师顺利申请到了该课题，这笔十万元的课题费资助了我和其他几位同门分别到泰国、蒙古国和马来西亚的调查费用。
在理论准备过程中，我当时所接触到的经典政治人类学理论不足以用来解释后殖民处境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而与公民身份相关的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概念框架。不过，公民身份理论是在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这样的概念体系在泰国能否适用，泰国在公民身份建构方面的特殊性又是什么？我的研究在一开始就充满了疑问。
至于泰语学习，我从2002年9月开始学习泰语，到2003年2月赴泰国调查之前，完成了《泰语基础教程》的第一册和《泰语三百句》的学习。泰语是拼音文字，字母较多，书写和发音规则比较复杂，学会拼读是最关键的一步。真正做到能用泰语交流和阅读泰文，是在后来的田野工作中实现的。现在想来，当时到海外做田野的各种条件并不成熟，我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迈出了第一步。
二、进入曲乡：我的田野工作
2003年初，我前往泰国开展田野工作。承蒙北京大学东语系傅增有教授的指导，我顺利成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的访问学生，并有幸得到该院院长阿玛拉教授的指导。阿玛拉教授从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泰国任教，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编著过关于泰国农民人格研究的文集，从九十年代开始关注泰国的公民社会。在读了我的研究计划之后，阿玛拉教授问我是否愿意到泰国南部研究穆斯林社会，或者到泰国北部研究山地民族，或者研究性别平等问题。我感到我们之间对于公民身份研究的理解视角有所不同。公民身份以基于一般性和平等性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如果采取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有利于检验公民身份的实现程度以及少数族群与主流族群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但我更希望了解泰国的普通民众如何理解和实践他们的公民权利。阿玛拉教授得知我的意愿后，建议我在泰国中部的乡村进行调查。阿玛拉教授的同事素丽娅研究员帮助我与曲乡的一户人家取得了联系，素丽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社会调查时，就认识了这家人。
曲乡位于泰国中部的阿瑜陀耶府，距离曼谷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平姐后来对我说，泰国人“同情心泛滥”，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只身在异国他乡不容易，愿意帮助我。事实上，同情这个词常常被我遇到的村民挂在嘴边，尽管我为自己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充满历史使命感，可是村民们更关心我是不是想家，爱不爱吃泰餐，整天骑车到处转累不累，会不会遇到坏人，学泰语是不是太难，钱够不够用。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个值得同情的孩子，他们为我设想了田野调查中可能遭遇的一切困难。
语言学习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第一次和平姐去寺庙的时候，我问平姐要不要带上礼物，平姐说去寺庙不是送礼物，而是做功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参加了数不清的各种礼仪和节庆中的做功德仪式。功德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泰国人却以此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后期，我已经能够和当地人较为深入地交流。平姐问我为什么选择到曲乡来，我有些奇怪平姐为什么这么问，因为素丽亚研究员认识平姐，是她推荐我来的，平姐对此完全知情。平姐又问，素丽亚在很多乡村做过调查，为什么非让我来曲乡呢，要知道，全泰国有七千多个乡。我被平姐问住了，平姐这时才说“这是因为我们在前世曾一起做过功德”。在当地人看来，无非朋友关系还是亲属关系，这辈子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或瓜葛都是前世功德的衍生结果。
平姐的父亲元大爷是村里最活跃的人物，他既是寺庙的替僧人办事者、仪式主持人，也曾担任过村长、乡议会主席等职务，还是老年人协会、火葬协会、灌溉协会等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我在田野里的最初两三个月经常跟随元参加宗教仪式和各种会议，元的外甥领兄因为失业，就暂时担任了元的司机的角色，并充当了我的泰语老师。在曲乡生活了三四个月之后，我逐渐可以与当地人进行日常语言交流，并开始独立和村民接触。所幸的是，泰国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开展了义务教务，大多数村民都可以担任我的泰语老师，教会我对话中关键词的拼写。从调查中期开始，我的调查范围逐渐从宗教生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包括政治选举、乡村自治实践、公民教育、合作社、医务志愿者等。
在曲乡，我遭遇的最深刻的文化震撼来自宗教。人们对于佛三宝的虔敬之心融化在一言一行之中。对于前世的设定，对于来世的肯定和憧憬，引导人们避免在当下与自我和外界的纠缠，这表现在人们面对死亡时的淡定，面对人际冲突时的沉默，以及对身外之物的舍得心态。在温情、和善和通过语言与身体姿态表现出的礼仪秩序的的背后，是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当距离的小心维系，执着和过于强烈的情感体验——无论大悲或大喜在当地人看来都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曲乡寺不仅是举行葬礼和节日庆典的场所，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都以曲乡寺为中心：集市、公立学校、乡卫生院、乡自治机构都设在寺庙的地盘上，寺庙凉亭也常常是社会团体开会的场所。可以说，现代社会机构是以寺庙为基点生长出来的。当地的社会精英除了官方机构的领导，还有德高望重的僧人。当时的县僧长是一位博学之士，我到曲乡后不久，平姐的家人认为我应当去拜见僧长。诲人不倦的僧长为我讲授佛教教义，无奈我的泰语水平十分有限，佛学术语对我来说实在是佶屈聱牙，不过我记住了一句话：“世界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看得见的，另一部分是看不见的”。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实际上，田野调查不也是为了把握看得见的现象背后那些看不见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吗？
在我调查期间，正是2001年上台的他信政府最辉煌的时候，他信带给乡村农民发展的信心和现代化的蓝图。他信政府推出乡村银行计划、免费医疗计划，增加乡自治机构的预算，还许诺要让所有的乡村孩子用上电脑；同时，在警察严厉得近乎恐怖的打击措施下，毒品和毒贩几乎在乡村绝迹。这一切都成为村民们的谈资。村民们参与选举投票的热情高涨，“不使用权利就失去权利”成为了选举宣传时的口号，当时全国性的选举投票率高达90%以上。当八岁小男阿满孩以崇拜的口吻与我谈论他信的时候，当十岁男孩更向我“普及”泰国民主与宪法的时候，我切身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理念在当代泰国是如此深入人心。而此时，关于贿选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我的一位在曼谷的朋友就曾对我说乡下人不懂选举，谁给他们钱他们就选谁，这和主流媒体的说法如出一辙。但是，通过我对曲乡的地方议员、票头和村民的观察，“贿选”行为实际上是地方政治家、村民和法律权威之间的博弈，而“贿选”成为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的社会话语则反映了中产和精英阶层对于大众民主的兴起所抱有的保守心态。
我在田野调查中时刻感受到各种张力。我的主要报道人之一元大爷常常在早晨去寺庙主持仪式，上午回到家中换下正式的泰装后，马上又要去县城或府城参加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的会议。宗教、地方政治和社会团体的各种活动在他的生活中交织在一起，他也自如地在宗教与政治社会的场域之间转换，可是，对我来说，如何解释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联系却是不容易的事情。在曲乡，宗教是构造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最重要因素，宗教与政治、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如何从公民身份的概念出发来进行分析？人们如此看重功德，敬奉王权，这与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政治生活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2004年2月，我在曲乡的调查结束。在最后几个月里，我能够比较自如地用泰语和当地人交流，做了不少访谈，也阅读了地方文献。一天，在我在向客人行合十礼的时候，平姐的妹妹称赞我的行礼动作柔和得体，“像泰国人一样”，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模仿当地行为规范的过程中身体姿态所发生的改变。但是，另一件事情却让我强烈感受到自己与他者之间无法克服的文化距离。
2004年初，曲乡的卫生院要举行施布礼（原为信众为僧人布施僧衣的仪式，泛指公共机构的募捐仪式），筹资扩建卫生院。为了表达我对曲乡乡亲的感激之情，在与卫生院院长商量之后，我向卫生院捐赠了一台冰箱。施布礼非常热闹，许多在外地工作的曲乡人向同事和好友散发施布信封（信封上面写有施布礼的时间、地点、目的等，愿意捐赠的人在信封里塞钱），大大扩充了捐赠数额。当僧人们准备在卫生院大厅念诵吉祥经时，我正和各个村的医务志愿者们（大多为女性）为施布礼准备食物。这时，元把我叫到大厅，让我在僧团对面席地而坐。元用白色的吉祥纱系住我的手腕，再用这根吉祥纱在新冰箱上缠绕，接着吉祥纱经过佛祖塑像前，最终被前来诵经的僧人们一一握在手中。元告诉我，我会因为布施冰箱而获得功德。僧人们念诵吉祥经时，我产生了时空的错置感。在我看来，捐赠冰箱只是一种世俗行为，是我为了回馈曲乡父老而赠送的礼物。可是，在当地人看来这却是宗教行为，我所布施的物品最终会在今世或来世回到我这里，这是功德而非礼物。
三、民族志写作：文化翻译及其问题
民族志写作的第一步是整理田野工作中的各种笔记、访谈资料和地方文献，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近乎一年的田野调查汇聚了点点滴滴无数的场景与细节，如何使之成为连贯的、具有内在关联的表述对象。第二步才是通过阅读和分析其他文献，来思考如何用民族志研究回应前人的相关讨论，并对民族志资料进行裁剪和阐释。第一步越快完成越好，不宜被打断，这样能尽量将头脑中鲜活的田野感受融入到文本中，也能比较好地获得民族志文本的整体性。我比较赞成先完成民族志，然后再进行各单篇论文的加工。
1、地方知识中的核心概念
民族志写作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翻译的过程，对于地方知识中核心概念的选择和阐释构成了作者看待他者的特定视角，也是作者开展理论讨论的基础。我在写作过程中突出了当地人的功德观念。在当地人看来，功德是个人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求，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无论家庭、社区、学校、公司还是国家，都应当是一个功德团体和道德共同体，这也是当代泰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观念基础，当地人的公民意识离不开他们对佛教徒和臣民身份的理解。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宗教观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当地人一方面称赞极少数政治家的波罗密（代表佛教中理想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认为政治通常是肮脏的，这体现了分裂性和竞争性的政党或派系政治与道德共同体观念之间的冲突。过去的研究者将泰国农民描述为“非政治的”，认为泰国农民在庇护关系下缺少进入政治空间的意识和机会。但是，从曲乡的案例来看，在当代民主政治体系的演进中，泰国农民面对的问题不是能否和是否积极参与政治实践，而是如何赋予政治实践以道德意义的问题。而泰国的中产和精英阶层对于乡村“贿选”现象的指责，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反映了当代泰国民主实践中的道德困境。
2、细节的意义
在写作民族志的过程中，我感到对于细节的解释非常重要。西方学者关于南传佛教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论点，即南传佛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每个人都是业的承受者，关注的是个体的功德积累。但是，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各种佛教仪式中都有洒水的环节，人们通过洒水将自己获得的功德送达亲人、朋友和所有孽主（包括人类和其他生命）。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与其他生命分享自己的功德，个人生命形式的完善是以个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的完善为基础的。这个仪式细节帮助我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当地人的功德观。
3、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
2005年1月，在我的论文答辩会上，答辩委员指出论文中描述的乡村生活十分温情，佛教似乎成为了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那么，该如何理解当代泰国社会中的冲突呢？我在论文中谈及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政治分歧，但我没有预料到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军事政变，更难以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泰国所经历的街头暴力和政治动荡——至今仍余波未平。不过从近年来泰国的政治情形来看，虽然他信仍流亡海外，但是后来的各届政府都延续了他信政府开创的某些惠民政策（比如免费医疗），他信的政治遗产影响深远。
2009年7月，我在泰国国内新一轮的政治抗议浪潮中回访了调查点曲乡和朱拉隆功大学。相当多的曲乡人参与了百万人签名活动，向国王请愿要求赦免前总理他信。我的房东一家在一次晚饭的时候就关于他信的不同评价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这种情形在我曾历经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中是没有遇到的。阿玛拉教授此时已经从朱拉隆功大学退休，刚被任命为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在2006年2月，阿玛拉教授作为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在知识界率先发起倒他信运动，她联合政治学院的其他教授签名，要求他信总理辞职，成为倒他信运动的舆论先声。然而，在我见到阿玛拉的时候，她坦言曾以为他信下台后国家形势会好转，但是现实不仅令人失望，还有可能变得更复杂。
在曲乡和曼谷逗留的五个星期里，人们对于现实的焦虑和关切，再加上媒体激烈的政治言论都令我的心绪跌宕起伏。我所查阅文献的关键词虽然还包括佛教，但是我开始关注反叛的丛林僧人和新兴宗教运动；我仍关注社区研究，但是社区权利运动更加引起我的兴趣；在泰国的传统政体之外，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左派思想家开始在我的耳边发出他们的声音。此后几年，我试图从多个方面理解泰国社会内部的异质性和社会冲突。为此，我考察了泰南马来穆斯林社会对文化同化政策的抵制，在泰国边远的丛林地区发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权利运动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等。从2013年开始，我在曼谷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城市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体察到在追求入定和内观境界的身体化宗教实践的背后，是人们基于全球经济风险和国内政治冲突的不安，以及中产阶层试图以个体化方式寻求精神解脱的努力。
最近一次回到曲乡是在2015年初，这时距离我在曲乡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曲乡最大的变化在于，乡行政自治机构从曲乡寺搬离，机构专属的两层办公楼成为了曲乡的新地标，寺庙不再是当地社会唯一重要的公共空间。泰国全国青年佛教协会在曲乡建立了一个内观中心，曼谷等地的城里人可以在这里打坐修行。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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