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42期 黄玉琴：奶奶、妈妈和我——三代农村女性的命运变迁
【题外话】 《学术与社会》最近做了一个新专栏《名刊编语》，邀请那些知名期刊的编辑讲一讲选稿、编稿、校稿的事儿，这是第一期：【名刊编语 01】蒋英州：学术《探索》，精益求精。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向编辑提问，可以在后台或者文章后留言。
【石头引】 很多人喜欢将学术视为脱离日常生活的闭门造车，其实不然：越是学术的，就越是生活的。真正的学术一定能够解决生活问题，而且是总体化地解决。作为总体性学科（人文有哲学为总体学科，社科则有社会学），社会学有一套结构性的视角，它能够帮助我们洞察、理解乃至超越性地反观我们所身处的生活结构与命运轨迹。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黄玉琴副教授！
【作者简介】 黄玉琴，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学士和硕士，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社会学博士，曾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2009-2013）。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Social Compass，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社会学研究》等期刊和 Routledge, Brill，Edward Elgar等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发表论文十几篇，Developmentand Change, Journal of Family andMarriage, Gender and Society,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Quarterly Review,《社会》等多家核心期刊的匿名评审人。主要的研究兴趣包括性别与发展、婚姻与家庭、宗教、中印社会比较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
[写在前面] 感谢石头君的邀请。说实话，完成博士论文已有些年头，我的选题并不十分新颖。尤其发现前面发表的诸多佳作中，不少作者是我北大社会学系的学弟妹，让我更生出几分技不如人的羞愧和胆怯。不过因为最近在重新整理、更新博士论文的素材，打算用中文出版，过程中还是有些反思和心得。写在这里，希望各位看官批评斧正。
一、选题：我的心路历程
2003年左右申请出国时写 proposal，需要选一个能拿到奖学金、且自己长远会做下去的方向。我硕士论文做的是知青研究，但我对这个群体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很深的切身感受。和许多初入学术之途的年轻人一样，我当时最为熟悉的还是自己的生长经历，也想将其作为自己理解学术、理解人生的起点。那时性别研究在中国才刚起步，比较边缘（虽然现在仍然边缘哈）。但我一直想从学理上理解自己祖母辈、母亲辈和自己这一辈的生活经历。
我奶奶以前和爷爷订过亲，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奶奶的家人后来犹豫了。结果爷爷半夜携本家兄弟数人趁奶奶起夜的时间用被子裹了背回了家。我妈妈是家里的长女，上学上到三年级外婆就求她，说家里没有劳力，让她回家照顾弟妹，进生产队挣工分。我应该是最典型的“凤凰女”了，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说法。从小完全在母亲“好好学习，跳出农门”的教导下长大，作为农民的父母甚至举债供我读书。
不同代际农村女性的不同生活经历像谜一样吸引着我。村里爷爷辈里一个奶奶读书很多，据说“上了十年长学”，为什么老人们说“没有用”？为什么妈妈只上了三年不到的学，而她的妹妹们都可以上到中学？舅舅上学多可以理解为“重男轻女”，那同为女性的阿姨们呢？为什么父母举债也要我读书考学？阿姨家甚至儿子出去打工也要学习好的妹妹继续上学？等等。
当时把这些模糊的观念写进了proposal，投到了英国几所大学。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 Essex)是反馈最为积极的，承诺给我半奖，自己交学费，但这是我无力承担的。于是我申请把 offer延期一年，同时考北大博士。2004年是我的幸运年，考上了母系博士，同时也通过Essex拿到了英国 ORSAS(Overseas Research Students Awards Scheme) 奖学金。这是为海外申请攻读英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提供的，需要透过英国大学申请，且每个大学有定额限制。该奖学金钱并不多，但对大学是一种荣誉；因此对拿到 ORSAS的学生，大学通常会补足三年的费用，形成一个全奖，这样我的留英之旅有了很好的经济保障。
Essex是英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大学，在政治立场上算是偏左，对下层群体尤其有感情。我进校后才听我的导师 MiriamGlucksmann教授说，我能通过 Essex拿到 ORSAS得益于系里的发展研究教授 DianeElson在学校层面选拔时的力争。我来自发展中国家，有从底层向上流动的经历，研究的还是边缘中的边缘群体，是对了 Essex的胃口。
二、“Narrow down”
英国博士不需要上课，对导师负责就好，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上交第一年的成果，通常是一个自己领域的文献综述。导师和另一个老师组成委员会，进行一个 boardmeeting。能过就开始下田野搜集资料，不能过就打包回家了。进校时对自己毕业论文的方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对未来几年内能否用英文写一篇八万字的论文也心存疑虑。
后来系里老教授给新博士生上 tutorial时，KenPlummer安慰大家，说“洒脱一点，基本上你们的博士论文只有除你们之外的三个人看：导师，答辩时的校内评审和校外评审！”这句话确实减少了我不少焦虑，就想着既然如此，也不用有出本惊世之作的压力，努力毕业就好。于是一边泡图书馆看文献，一边跟硕士生上性别相关的课程。
Miriam第一年的教导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narrow down”。我按照她的指导试着将研究题目一步步窄化：中国农村女性—中国几代农村女性—中国几代农村女性劳动生活组织过程的延续和变迁及其机制。最后将落脚点定在“劳动”生活的组织过程(theorganisation of labour )上得益于第一年寒假读Miriam的著作 Cottons and Casuals: the Gendered Organisation of Labour in Time and Space。她提出一个“Total Social Organisation of Labour” (TSOL) 概念，指一个社会中所有劳动（有偿-无偿等）在不同结构、机构、活动和个人间分配的过程，即：谁做/不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个概念的妙处就在于看到了女性任何形式的劳动（尤其是无酬的），并在考察组织过程中兼顾了个体层面和结构层面的互动，是一个关系性的、跨越时间、代际以及空间的框架。还有一本 Lisa Rofel的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书里比较了三代纺织女工对现代性的理解以及和国家的关系，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这个 “narrow down”的策略极其有效，第一年 board meeting顺利过关。在 Essex也意外得到研究方法上的福利。作为口述史的元老级人物，那时候 Paul R. Thompson已经从 Essex退休，但还是会给研究生上培训课。Essex的 summer school颇负盛名。作为 Essex的博士生，有权每个暑假免费上一门课。我选了 LizSpencer的“质性研究方法”，并在“口述史和生命故事”那节课有幸被她请上台做访谈对象，讲我“跳出农门”的故事。
这两堂课对我的震撼很大，因为真的有方法可以让人想掏心掏肺地对你讲自己的故事。于是在下田野之前确定用“生命故事”的方法，并依照生命历程和大的历史事件的线索整理了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这个方法后来证明对做质性研究真的非常有效，得到的信息丰富而细腻。我甚至利用里面博士论文没用到的边角料发表了我的第一篇SSCI论文，这是后话。但过于丰富的访谈资料也容易让人一头扎进去出不来，对分析和论文写作都有影响，后面我再详谈。
三、田野里的方法反思
2005年9月，带着系里资助大家做田野的一千英镑，我回到了我的家乡鄂中莲荷县（化名），开始了历时八个月的田野调查。我用的方法是民族志、参与式观察和“生命故事”的访谈。出国之前也参加过很多次调研，但一直没有思考过“进入”和“研究参与者如何看待研究这件事”这些问题。Essex 其实有很深厚的质性研究方法传统，除了做口述史的 Paul R. Thompson，做亲密关系研究的Ken Plummer已经出了两卷本的 “Documents of life”。他本人刚经历过一次肝移植的手术，体内的肝脏是一个19岁的女孩的，因此非常感慨人生，在系里大力推荐批判人文主义方法。耳濡目染，让我对质性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敏感性。另外，出国前后的不同身份也为我提供了一些思考的契机。出国前不论是跟老师、同学还是自己调研，总有一顶“北大”的帽子，用的也是上级（政府）向下级介绍的路子。我还记得一次下乡调查，乡长说要把车给我们用，说“你们北大的来了，我都是这样招待的。”但这次我孤身一人，虽然身份是社区里某某的亲戚，在国外读书要写论文，但没有了“北大”的帽子，我“外面的身份”看起来神秘而可疑。
我主要依靠亲戚介绍，然后再用“滚雪球”的方法找到更多的被访谈者，被访问者以女性为主，也包括一些男性。和其他被研究人群相比，我要研究的人群似乎是比较容易找到的。虽然容易找到，但他们如何接受或者不接受我、如何定位我的身份、进而如何回答或回避我的问题，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我们想当然的“研究／调查”，在研究参与者看来，是怎样一项活动？这将如何影响研究过程和信息的获得？这是我询问的关键问题。
我发现，不同年龄／代际的被访谈者给我戴的“帽子”是不同的。比如，我的一位“中间人”是一位年近七十的男性。当他向和他年纪相近的村民解释我的研究动机时，总会说“就像那时候工作组下乡”。对于这代人，我们的“研究”活动类似于共产党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中年一代的女性在我问跟生育有关的问题（我问的比较细，怀孕史、流产史等）后对我非常警惕，问我为什么问这些问题，是不是“上面”要重掀当年“计划生育”时的事情？在她们眼里，我可能是代表“上面”来“挖黑历史”的。在这两代人的意识里，学者的“调研”可能就是“上面”的“调查”，而学者可能就是“上面”的或者连着“上面”的，所以要小心说话。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一代，尤其在外打工、被父母逼婚的女孩子则对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她们眼里，我算是见过世面，大龄未婚（事实上她们比我年轻好几岁），这个状态给她们的“未婚”带来一定的正当性。我惊异于她们和我分享秘密的程度，有的事情是她们的姐妹都不知道的。我意识到她们这时很可能已经忘掉了我的“研究者”身份，而把我看作一位在村庄的“同盟者”。
传统的质性研究教科书强调一个研究者从“局外人”变“局内人”的过程。但田野的经验让我发现，“研究者”的身份在研究参与者眼中看来其实是“流动的、变动不居”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参与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相对于研究者的身份特征（比如性别、年龄、教育等等）。“研究者”无法成为完全的“局外人”或“局内人”，他／她的状态是 “insider or outsider, both or neither”的状态。这一切都会影响研究过程和所获得的信息。或许有学者持实证主义的立场，认为这些考虑不重要；但我基本的知识立场是建构主义的，认为研究过程各方的互动及动力学也是知识建构的一部分。
四、“Step back”以及“locating yourself”
有个朋友说，她是拿到博士学位后才开始慢慢懂自己的研究的。我好像也是这样的。2006年5月回 Essex后花了一段时间转录访谈，加上在田野转录的，竟然有近八十万字。当我对着八十万字发呆的时候，Miriam劝我“退后一步”。她让我不要一直沉浸在材料中，先放一段时间，看看该领域其他的研究，尤其是实证部分，跟自己在田野的印象相对比，这就是给自己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定位了。
1. “代际”和“双重比较”的框架
对比之后我感觉有些模式（pattern）从材料中冒出来了，其中一个就是“代际”的概念。我们很少去反思这个概念，但曼海姆和一批法国学者早就指出，我们需要考虑不同“代际”的共存现象以及代际划分时存在的困难。代际的边界是模糊的，历史的代和生物的代如何交织？这个思考促使我去寻找区分农村女性的重要因素。比如，我发现建国后医疗的改善和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兄弟姐妹数量”和“子女数”成为影响被访谈女性和区分她们的重要变项。即使同为兄弟姐妹，重大历史事件和其生命历程的交织也可能使年龄差较大的他们成为历史意义上的两代人。因此，“历史的代”“生物的代”以及中国文化中的“辈分的代”之间的关系需要细致考量。
我在研读访谈材料的基础上将研究参与者分为了三代：第一代“放足”者、战后“婴儿潮”一代和“计划生育”第一代。这其中，因对上文提到的“历史的代”和“生物的代”交织的原因的考虑，将第二代划分为两个“代内单元”：“大姐”组和“小妹”组。然后我按照生命历程（在多次读访谈资料和比较后，确定了“少女”“年轻母亲”“老年”）做了个excel表格，并在每个生命历程中依据访谈材料确定一系列变项，最后共找出92个变项。在历史时间的纬度上，因我访谈的对象中，最年长者出生于1926年，我于是确定1926-2006年为我的研究考察期，再依据历史发展将其分为“前集体主义时期”、“集体主义时期”和“改革时代”。这三代分别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度过了她们的“少女”、“年轻母亲”和/或“老年”时期。这个框架，我称之为“双重比较”的框架，它考虑了历史时间和个体生命历程的交织，并关照到女性内部的差异和权力关系。然后，我一个个读访谈资料，将相关内容贴到excel表格相应的变项下。这是一项浩大的访谈资料肢解工程，但完成后发现，只要进行代内、代际之间的比较，就有许多结论“跳”出来。
我的论文结构就是按照上面的历史时间纬度来展开，在每个时期同时进行代内和代际间比较。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比较法、尤其是历史比较法是最出成果的分析方法之一。举个例子，同为战后“婴儿潮”一代，集体主义时代，“大姐”组和“小妹”组会因为出生次序的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机会：“大姐们”成为父母“家庭内劳动力剥削”的对象，需要回家帮忙带弟妹或进集体挣工分；而“小妹们”因大姐已缓解了家里的劳动力紧张的状况，而有更多机会读书。这里，不仅仅性别，出生次序也成为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进一步影响她们在改革时代的际遇：“大姐们”受教育有限，改革到来之前已成为完全的种地者，而“小妹”教育水平高一些，改革到来时可能刚参加劳动，有机会被父母送去学手艺而非种地。非农劳动带来的收入往往高于前者，她们的生活境况也往往比前者好一些。
2. “意外后果”
为什么会有我文首提到的那些教育上的代际差异？在比较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教育经历时，我发现农村向上流通渠道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如，集体时代，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方式只有参军和提干，且主要对男性开放；而改革时代，“高考”几乎成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而这个途径以学习成绩而不是性别为选拔标准，这促使很多父母将有限的资源投给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管儿女。在这种情况下，村庄里教育性别平等的提升，从很大程度上是诸多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意外后果”。
这是我其中一个主要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不是否认政府在提升农村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而是提醒我们注意乡村社会有其自己运行的逻辑，并且事情可能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充斥着各种“意外后果”。我希望自己做学术就是要解开后面的那层面纱，看到“意外后果”的存在和形成机制。我认为这对政策制定者尤为重要。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看到农村存在的“新娘短缺”的现象。但细究下去，我在莲荷县发现“唯女户”的女儿也面临“新郎短缺”的现象，很难在附近找到愿意入赘的男孩。大多数采取的策略是想办法从湖北其他地区或者邻近的四川、河南“进口”新郎，并且因为担心婚姻遭遇困难而往往结婚很早。这是农村改良版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头胎女儿的夫妇再生一个孩子）和“入赘婚”习俗交织形成的一个“意外后果”。
3. Viva：“国家在哪里？”
要说读博士时最难受的是哪段时间，可能很多人会说“写的时候”。我不是。我写的过程还是蛮欢快的。导师到瑞典访问一年，约定每一个半月左右回来一次讨论我的论文。这样我就有了确定的截止日期去赶。平时除写作外，我做助教，每天固定时间追根据 AgathaChristie小说拍的 Hercule Poirot系列和Miss Marple系列，喜欢 ITV和 Channel 4播的侦探片。每周六下午到镇上的慈善店Oxfam做义工，在当收银员和各类顾客聊天的过程中驱散写作带来的疲劳和焦躁。而且，上述的双重比较过程让我发现了大量新鲜的结论，这让我很兴奋。
我最难受的时间是 viva（论文口试）后。英国的口试导师不参加的，只有校内评审、校外评审和自己三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口试前我导师说，估计你四十多分钟就出来了，结果她在自己办公室等了三个小时！幸好校外评审一开始就恭喜我要拿到博士了，要不我就哭给她们看了。她的评价是民族志材料不错，但理论贡献不够，有些观点她不赞同。她拿出一张长长的单子，说，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她尤其纠结的一个问题是，通篇看不到“国家”的影子。校内评审基本没说话，口试完了给我来了句：我觉得你越战越勇啊！读博期间没一天失眠，结果 viva通过后失眠了。一晚上拿着校外评审走时给的单子，一一思考她提的问题。 “Where is the state？”第二天早上我得出一个结论：“The state is everywhere!” 我很感谢这位校外评审，因为她促使我去进一步思考结构性的力量如何作用在农村女性身上，反过来她们自身如何经历社会变迁。她的问题和评论在我修改论文、尤其是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接受 Arthur Kleinman的 “local world”和 “moral experiences” 概念，并且认为存在一个“遥远世界”。在农村女性的例子里，“本土世界”主要包含“家庭(和村庄)”，“遥远世界”指“国家”，两个世界都是父权制度（借用Sylvia Walby的说法）。来自“遥远世界”的规则（“计划生育政策”等）在作用到女性身上时，实际上会先经过“本土世界”里的交锋。举个例子，国家提升农村男女教育平等的政策落实到女孩身上之前，经历了农户内部的评估：女孩的教育对家庭的用处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村里的奶奶在1940年代读了“十年长学”，被认为“没有用”；因为没有对改变家庭／个人生活带来益处。换句话说，“遥远世界”的环境没有让“提升女孩教育”这件事对“本土世界”产生效用，就无法改变现状。这也呼应了之前提到的“意外后果”的提法。这也是为什么我呼吁对农村女性地位的提升状况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很多提升是“意外后果”，背后对女性所持的仍是一种“发展主义”的看法（借用 Heidi Ross的说法），就是说，关注的重心不是女性福祉本身，而是女性地位的改善为国家和家庭所带来的效用。这样， viva后的我，好似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思考。
2009年夏和 Miriam在毕业典礼上
４. 不同看法？
Viva过程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校外评审人很不认同我论文中的一章，她建议我在修改时删去。那章是关于改革时代三代村民的闲暇生活的，主要将“闲暇”作为一个透镜，分析用于闲暇（主要是打麻将）的时间和金钱如何在男女以及代际间分配。我提出，这个分析让我们看到不同代际的女性不同的主体性，比如从第一代女性的“牺牲的自我”到第二三代女性的“选择性牺牲的自我”。但她认为我通篇谈的都是劳动，只有这一章是完全谈“闲暇”，显得结构不平衡。确实，“闲暇”是我从田野回来后才决定加入的内容。当初下田野之前是决定只关注 “theorganisation of labour”的，但因我的调查时间是头一年九月到第二年五月，经历了部分“忙月”和几乎完整的“闲月”。于是，村民的“闲暇”生活构成了我研究的主要场景之一，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对照村民的讲述，改革时代以前的生活，“劳动”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而改革后，“闲暇”作为“劳动”的对立面凸现出来。“劳动－闲暇”之间的消长关系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
口试后和 Miriam谈，我们两人都不认同校外评审人的意见。这一章其实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章。导师和校外评审人形成不同看法，可能也跟学术领域的分割有关。虽然 Miriam在见我第一面的时候就指给我看她书架上英文版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虽然她是极好的性别研究学者，但她是不做中国研究的；而校外评审人是研究中国性别问题的专家。虽然两人都做性别研究，但专注的国别不同时，看的文献基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当 Miriam认为从TSOL整体性框架的角度来看，加入“闲暇”一章反而更有历史感，而校外评审人不这么认为。最后我还是坚持在终稿里包含这一章，写了详细的理由去解释。后来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单篇文章发表时，我首先改的就是这章。不久被 TamaraJacka和 Sally Sargeson组织的一个 “Women,Gender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工作坊接受。到堪培拉开会时，JonathanUnger是我的评论人，说最喜欢的就是文章里面关于“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消长展现出的历史感。我当时的心情可谓复杂，庆幸自己没有丢弃这章。现在也经常听博士生说和导师意见不一致，或者和答辩老师意见不一致。我想说的是，如果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就坚持吧。
五、博士研究成为我知识体系的基础
口试后我很狗屎运地在2009年夏拿到了德国马普所的机会，但头儿的意思是要改做宗教，因为系的名字叫“宗教多样化系”！因此我一边考察欧洲的华人基督教社区，一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文章发表。2013年回国后，发现质性的宗教研究不好做。机缘巧合又开始关注中国和印度社会的比较研究，不幸地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学术松鼠”。但即便这样，写博士论文期间积累的知识（不论是田野材料还是理论）都成为我之后不断回头汲取的源泉，“性别”视角内化在我的知识系统内。比如，做宗教研究时我注意到“信教群体女性化”的问题；做中印比较研究时，我特别关注 “性别和发展”领域。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博士研究期间搜集的田野材料简直太重要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听到更多的，是学生们关于“理论”的恐惧。经常有博士生还没开始调查就说，“老师，我用什么理论？”；“老师，我的理论贡献是什么？”我通常的回答是，“先别想理论，把田野做扎实了再说！”我不是认为理论不重要，而是觉得，对于博士训练和写博士论文这个阶段来讲，更重要的可能是丰富的田野资料的搜集，因为这可能会成为我们以后学术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源泉。从某种程度上，我同意 KenPlummer的看法，博士论文被阅的频次不会太高（不过他说只有三个外人会读，有点极端哈）。博士论文就一炮而红的例子不是没有，但是少数；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多的理论贡献有待博士之后细心的打磨。反而，博士之后可能很少有时间能像读博士期间那样有长时段的田野资料搜集时间。从这点来讲，读博期间田野资料搜集的重要性需要被重视。比如我现在做中印比较研究，和印度学者讨论时，虽然我没有在印度做田野的经验，但我会拿我脑海中对应的中国经验加以比较，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某个结论，再进一步研究验证。而我脑海中的经验多数来自读博期间的搜集。
即使做了“学术松鼠”，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后期的研究仍然是博士研究某个方面的延续。目前我想要做两件事情：首先，我会进一步关注质性研究方法，系统地整理后结构、后殖民时代以来质性研究方法领域的反思。虽然定量研究现在很火，但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学者仍然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但遗憾的是，愿意对质性研究中知识生产过程进行反思的学者并不多。主流的立场仍然是实证主义的。提到“后殖民”，是因为基本所有的质性研究方法和技术都源于西方学术界。那么，这些方法和技术在向其他西方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的过程中当地社会有何反应？反映出何种知识论的问题？比如我读过意大利、日本学者和拉美学者描述“扎根理论”在本国的接受史，各国和西方知识生产国之间多样的历史／关系使得这种接受史各异。最近对印度社会的关注更让我确认整理这种反思的必要。印度学界因其殖民史很早就开始反思西方生产的知识，比如“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提法。但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关系和印度不完全一样，两者相对于西方的知识生产过程的比较，将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另外，西方学界本身也对各种质性研究方法有颇多的反思。我希望能先整理出这些反思，再放在中国实证研究的脉络里来思考。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也希望各位看官能不吝赐教，谈谈自己的看法，看这是否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其次，我将重返博士论文的田野，观察近些年的变迁。我离开田野是2006年，但之后有多次短期重访，平时也透过电话和一些之前的访谈者保持联系。我离开的这几年，莲荷县工业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原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在家乡的厂里打工。我调查的村子里也有部分农民已成为失地农民。村民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安排和感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印度学者交流时，他们最感兴趣的题目就是农村发展、城市化等议题。我打算重回莲荷县，追踪近几年的变化，然后和印度的合作者比较两国经验和历程。这也算是对博士研究的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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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第29期 杨宜音：发现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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