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正在失去或有可能失去它的使命，包括它的精神使命

作者｜本·马斯登（Ben Marsden），英国阿伯丁大学科学史系主任，研究方向技术史、科学史。

       克罗斯比·史密斯（Crosbie Smith），英国肯特大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当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称印刷术为“上帝最高的恩典”时，他并不是最后一个评价这种新型通信方式在推动上帝工作方面的力量的人。 塞缪尔 ·莫尔斯在 1844 年以“上帝创造了什么？”的这一句意味深远的话开启了美国的电信通信时代。根据詹姆斯国王的版本，这句话中莫尔斯表达了这是上帝赐予那些从古老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们的祝福。19世纪60年代，《泰晤士报》的记者 W.H. 拉塞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1865年大西洋电报电缆失败的经验时声称，就像 1859 年的威廉·汤姆森一样，在“计算”允许的范围内，成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对拉塞尔来说，电报是使分裂的国家重新团结起来的工具：

明年，我们将见证一个将新旧世界连接起来的事业的复兴。在上帝的祝福下，这条持久的纽带将给长久以来被海洋分割的国 家带来无数的祝福，并增加这个帝国所取得的伟大力量。这是由 我们的同胞在上帝的指导下，为促进人类的幸福，付出精力、进 取心和毅力得来的。回顾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希望被辜负，期 望落空，在对未来事件的任何预测中，只要是人所能做到的，我 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 1866 年将见证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见证人类克服物质困难的能力。

然而，并非所有对电报的解读都直接证实了宗教真理。相反，他们可 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上帝的旨意，质疑他曾经所说的话语的真实性，质 疑人类智力和力量无可救药的低下。在电报出现之前，上帝已经使约伯认 识到他的无知和种种弱点，并问他：“你能不能发出闪电，让闪电飞过去说， 我们在这里？”但到了 1860 年，正如《大西洋月刊》中含糊的说法一样，电报通信的出现意味着“在今天，基督教世界的每个人 都可以给出肯定的答复”。‍

19 世纪的通信技术可能确实实现了《圣经》中的预言，这一点在福音派人士大卫 ·布鲁斯特寻找铁路单一创始人的尝试中得到了明确阐述。布鲁斯特在自由教会的《北不列颠评论》中写道，他发现无论是诗人还是 哲学家，古人的视野都太模糊了，以至于看不到它。更确切地说，如果铁 路系统的修建是被预见到的，那也是由于“先知的灵感之眼”：

以赛亚说：“我们为上帝修建大道，在沙漠里笔直地前进。一 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变直， 崎岖不平的要变为平原，上帝的荣耀就必显露出来。”

如果布鲁斯特的读者仔细思考前面这段话，这条“大道”的神圣目的就会更加明显。事实上，对于布鲁斯特来说，这个期待已久的“铁路系统” 的千禧年时间表是很清楚的，他引用了一段读者所熟知的段落，来为培根  不朽的著作《伟大的复兴》（Great Instauration）增添光彩，“丹尼尔期待着  ‘末日时候，人将来往奔跑，知识也必大增’”。当然，在布鲁斯特的努  力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让英国政府在国家铁路网的“公正监督  和有效管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然而，福音派信徒有时会偏离《圣经》的正统，援引大众信仰。例如， 麦格雷戈 ·莱尔德告诉他的妻子尼尔（Nell）， 一艘名为“黎明”号的船在 他兄弟的船坞下水失败了，“由于工头木匠的一些失误，船在行驶了大约 40 码后被卡住了。那艘船就卡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但是物理上的解释掩 盖了一些更阴险的事实：“当‘黎明’号下水时，船上有一个牧师，所以我 们认为是因为他在那里，所以‘黎明’号没有正常行驶。”莱尔德还明确表 示，他不愿看到这艘新船在星期五启航，因为他相信这类古老的航海传说，即船上有牧师会带来厄运或者魔鬼。

相比之下，丘纳德邮轮公司显然不担心搭载神职人员。1845 年，诺 曼 ·麦克劳德（Norman Macleod）牧师就是这样一位乘客，他是苏格兰教 会大会派出的 3 名牧师代表团中的一员，前往英属北美地区的教会。他在 日记中记载，“阿卡迪亚”号上还有“一位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印度传教士、 新教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牧师”。这种神职人员的往来的确给业务带来了 好处。但它需要特殊的监管。因此，公司的合伙创始人就规定，在海上的 星期天，只能举行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通常是由船长主持，或者，如果 有的话，由某一国教的牧师主持。这一政策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敌对教派在 船上同时举行无序的礼拜而造成混乱，但这疏远了美国的神职人员，他们因为自己国家没有国教而被排除在外。

这种船上的宗教规定只是丘纳德船只上的严格生活纪律的一部分，这 套管理规则以确保安全为名。到 19 世纪下半叶，这条航线的安全声誉已经成为传奇，并成为其最大的卖点之一。乔治 ·伯恩斯的传记作者 在 1890 年指出，从这条航线建立之日起，公司的航线就有“独特的灾难豁 免权”。他继续说，这归功于“一种奇妙的运气”或“上帝的特殊干预”。他进一步记录说，有传言说“丘纳德公司的舰队的每艘船的航行都是特别 祈祷的对象，伯恩斯先生习惯于把他的成功归因于此”。但他否认了这种神 圣的直接干预。相反，他认为伯恩斯坚定地相信人类有义务在上帝建立和 维持的自然秩序中努力工作：“在相信天意并深信祈祷的力量的同时， … … 乔治 ·伯恩斯也坚信要把工作做好，把利润和速度的优先性置于安全、舒 适和效率之后。”

伯恩斯认为，天意的保护从根本上并非取决于上帝的武断干预，而是通过“工具”来实现，特别是具备执行上帝旨意所需的“个体适应性”的人类工具来实现。他伟大的导师和自由教会的创始人，托马斯 ·查默斯牧师经常在关于圣保罗的海难的叙述中讲道：“上帝的意志是，他们应该被水手们的努力拯救——他们是上帝工具。”塞缪尔 ·丘纳德也分享了这些观点，他在 1858 年给他的另一位合伙人查尔斯 · 麦基弗的信中写道：“我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已经接近 20 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们 得到了最幸运的保护。看看去年有多少大公司在我们周围倒闭了，而它们 刚开始的时候都很富裕。”

在船上，“个体适应性”主要体现在船长的可信度上。大卫 ·布鲁斯特  和查尔斯 ·麦基弗在发给每位船长的长达 7 页的《船长备忘录》（1848 年） 中写道：“将这么多人的生命托付给船长是一项巨大的责任。”言下之意  是，这是一个神圣的委托，不仅是来自船主，更来自上帝。敏锐的乘客明  白，这条戒律赋予了丘纳德公司的船长“工具”的地位，赋予了他们具有  神圣权威的道德领导力。正如文学名人、第一条大西洋电报线路的投资者  威廉 ·梅克皮斯 ·撒克里（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在描述他最  近在丘纳德邮轮上的经历时所写的那样：

就这样，穿过风暴和黑暗，穿过迷雾和午夜，这艘船在无尽的 海洋和咆哮的大海上稳步前行，因为驾驶这艘船的官员在一两分钟 内就知道了船的位置，并以奇妙的天意引导我们安全前行……我们 把生命托付给这些水手，他们勇敢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在上帝的 庇佑下，他们成为我们的守护者。当我们睡觉时，他们不知疲倦地 守护着我们。

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格拉斯哥就存在着一个由自然哲学家、学术和实践工程师与长老会神职人员组成的紧密的非正式组织网络。特别是麦克劳德牧师与威廉 ·汤姆森、麦夸恩 ·兰金、约翰 ·埃尔德和约翰·伯恩斯（丘纳德公司的继承人）建立了密切的友谊。麦克劳德本人对克莱德河重型船舶工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写道：“伟大城市的觉醒，太平洋和大西洋大轮船锅炉里锤子的隆隆声——这是人类的音乐，是巨大的文明进行曲。在清晨听到这些声音比听云雀的歌唱更加美妙。”这首名副其实的对海洋蒸汽机的赞美诗起源于一次跨大西洋航行。“你知道我对蒸汽机的热爱”，当他登上丘纳德公司早期的 4 艘蒸汽船中的第 2 艘时，他在日记中吐露道，“当然，我在‘阿卡迪亚’号上看到的一切并没有减少我对蒸汽机的热爱”。这一幕可能是现代版的但丁的《地狱》（Inferno）。但对麦克劳德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景象：“在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往下看，看到那些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一群黑皮肤的炉工在炽热的出气口对面嬉笑打闹，这是多么美妙的景象啊！然后，再看看那台宏伟的机器，它那巨大的轴和抛光的杆，日夜规律地转动着，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驾驶着这庞然大物对抗着大西洋的波涛和风暴！”其实，麦克劳德并没有传达唯物主义和谴责，而是表达了对造船工人技艺的显著见证，同时也见证了人类造物主的技能：“如果这项工作颂扬了工匠的智慧，那么人类本身就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作品！”

麦克劳德对蒸汽的热爱在苏格兰长老会中当然是不足为奇的。工程师 们经常表现出这种兴趣。詹姆斯 ·瓦特对纽科门蒸汽机的实验是为了减少 浪费的蒸汽。对他来说，在严格的长老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减少浪费是一 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责任。然而，这些严格的价值观与传统加尔 文主义的原罪和先天堕落的教义相吻合，产生了对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极 度悲观的态度。与这种文化共鸣的是瓦特对自己和世俗成就的低估：他在 1770 年 1 月对威廉 ·斯莫尔说，“今天，我已经 35 岁，我想我在世界上几 乎没有做过价值 35 便士的善事，但是我无能为力”。马修 ·博尔顿虽 然没有这样的宗教信仰，但却敏锐地意识到蒸汽机的正面“声誉”与它的 发明者的正面“声誉”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 1781 年 4 月建议瓦特说：“我 不得不建议你每天早晚都要像你的同胞那样祈祷。（哦，主啊，请给予我们 引导）因为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好的想法、自信和健康的身体。”个人 信心、精神力量和事业成功是相辅相成的。

在麦克劳德那一代人中，没有其他人比麦夸恩 ·兰金更崇敬瓦特，他构建了“科学工程师”这一新角色，并将其定义为追求完美的人。从苏格兰加尔文主义最严格的信条中解脱出来后，兰金更加乐观地为工程潜力设定科学标准，特别是对热力机械而言，这些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实际的工程成就。这是一个与他（和他的造船朋友约翰 ·埃尔德）精神生活相似的追求。“效法基督”这句话就是例证。

在英格兰南部，宗教和工程实践也相互影响。被创造出来的自然世界为作为设计师的工程师们提供了大量可以复制的例子。尽管这些例子并不完美。工程师应该努力利用大自然的伟大力量，而不是浪费上帝的恩赐。虔诚的工程师必须不断地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并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在基督教框架下成长起来的工程师，是最适合为国家、帝国和上帝服务的人。在伦敦、达勒姆和剑桥，工程师和教育工作者努力阐明神学和实践艺术之 间的联系。

在伍尔维奇教书的奥林瑟斯 ·格雷戈里将他的福音主义与实际的数学培训相结合，他在 19 世纪 30 年代提出：

只有一个精确的点可以让我们不失真地看到一张图片，其他 所有点都太高或太低，太远或太近。透视法将这个点与图片联系 起来。但是，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到一个点，从哪里以同样的方式 不受扭曲地观察道德和天意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呢？除了在完美 纯净、光明和幸福的领域，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个点呢？

格雷戈里退休后写了一篇关于“真正的基督教”的笔记，这篇笔记呼 应了效法基督的理念，但也可能描述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工程师的教师和指 导者的职业生涯。格雷戈里在 1839 年断言：“真正的基督教会对人产生双 重的影响，祝福他们并使他们成为祝福他人的人。”为了回应查默斯关于人 类是上帝意志的“工具”的布道，他详细阐述道：“它首先把人转变成上帝 的形象；然后根据他们各自的影响范围，利用他们作为上帝的工具，来启 迪和改造他人。”

土木工程师学会是精英人士的主要交流场所，是制定健全的工程专业 标准的场所，也是传播职业美德的平台。根据其主席詹姆斯 ·沃克在 1839 年 1 月的讲话，这些美德中包括真诚的信仰。于是他想到了爱德华 · 扬 （Edward Young）的话：

诗人说不虔诚的天文学家是“疯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不虔 诚的机械师或工程师。如果这些令人愉快的感觉能够被培养，并 且总是与工程师的研究和实践联系在一起，那就太好了。这样他 的思想在每一项追求中都会沉浸在自然对社会需求和愉悦的奇妙 适应上。无论是在最坏的状态还是最好的状态，都能引导他去思考创造的力量，都能引导他去做善事，使他创造的东西适合整个 社会使用。

当沃克谈到工程师的“研究”时，他意识到专业的学术培训突然增加 了，每个学院都提供了自己的宗教或世俗纪律的框架。尽管伦敦大学学院 的意图是世俗的，并且支持新职业的培训，但其未能建立并运行一个连贯 的工程课程。伦敦一所新建的土木工程师学院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这 样的冒险需要支持力量。保守派的巴克卢（Buccleuch）公爵是一位慷慨的 赞助人，最终他担任了新学院的校长。但是，当皇室和辉格党首相墨尔本 拒绝批准这一任命时，《泰晤士报》怒斥道，症结在于学院对国教的温和效 忠：“第一项规定中‘这所学院基于国教的原则’这句话，是自由党首相无 法忍受的。”在天主教解放运动（1829 年）之后的几年里，教育委员会 因拒绝将宗教正统思想强加于新的小学而受到抨击，墨尔本不愿支持工程 教育学领域的任何排他举措，无论这种排斥是多么微小。

显然，大学在培养国家工程师精神品质的正确方式上存在分歧。例如，年轻的杜伦大学在 1838 年就开始了“学术工程师”的培训计划。这些新生将与其他攻读第一学位的学生处于同等地位。他们进入大学时需要携带品行证明，并通过一次考试，其中包括基督教的证据和教义等内容。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和祈祷。他们自始至终都受到大学纪律的约束，毕竟他们在一个实际上由英国国教资助的宗教神学院机构接受训练。在 1841 年被录取为学术工程师的优等生中，有一个叫塞缪尔 ·史密斯（Samuel Smith）的人，他是化学、地质学和英语学科优等奖获得者，在最后一门学科中，他的研究课题自然是“含金属矿床中设计证明”。对史密斯来说，工程学与神学并不矛盾，他继续学习神学，并于1857 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杜伦大学并不孤单。伦敦国王学院的成立是对伦敦大学学院所谓的无神论的正义回应。这是一所“根据英格兰和爱尔兰联合教会的教义，提供健全学习和宗教教育的神学院”。虽然在一项有争议的“半开放政策”中，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在不成为国教徒的情况下参加国王学院的个别课程，但他们不能成为学院的正式“成员”，而且无论如何，都要遵守相同的宗教纪律和程序。所有的导师、讲师和教授都是“联合教会”的成员。伦敦国王学院很快就有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工程系，由莫斯利牧师领导，电报发明家 查尔斯·惠特斯通辅佐，旨在将原始的学员塑造成基督教的工程帝国主义者。奥林瑟斯·格雷戈里的门徒詹姆斯·汉恩则从天主教信仰转向英格兰国教。他一进入国王学院，就向伦敦主教承认了自己的天主教成长经历，并公开表示自己后来的幻灭感。

在剑桥大学，威利斯在他的《机械学原理》（1870 年） 一书中强调了从自然神学中得到的教训。人类应该谦卑，因为无论他在数学上多么严谨，他的机械创造力的最佳模型都是在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中找到的。即使是在这本旨在为绅士工程师打好基础的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讨论的“万向弯曲关节和旋转关节”，也已经在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关节中体现出来了：

因此，我的一系列机械组合已经引导我从众多的和奇妙的结构中 找到一个例子，这个机械装置具有生物形态的特征。世上的形态是由 有益的、全智的和仁慈的造物主创造的。通过对这些奇妙作品的仔细 和虔诚的研究，我们从中获得了实用科学的真谛，而这些科学在全 能的主的引导和保护下，永远不会拒绝那些虔诚祈求的人。

当专业的工程师和教育者为国家和帝国的“具有国家重要性的目标”培养现在和未来的所需的专业人员时，他们同时回应了国内外的竞争计划和派系。如果说卡诺羡慕英国在经济和实践上的优势，那么英国人则有选择地承认了法国式教育的好处。法国的以中央集权的、军事化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中心的大学体系，培养了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的世俗官僚，他们致力于推动公共工程的建设。然而，英国的实用力量在工程和科学领域内的发展和持续则源于赞美个人主义的伦理观。然而，个人主义的帝国建设可能会破坏国家统一，削弱帝国的力量。通过教育培养基督徒工程师，并通过自然神学促进工程从业者之间广泛而有效的共识，可以视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使个人主义工程师与帝国野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年轻的布鲁内尔虽然是有抱负的工程师的榜样，但他展示了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不仅会导致对教育和实践中的国家标准化的蔑视，而且还会导致宗教上的偏离。尽管布鲁内尔是英国国教的正式信徒，通常遵守安息日，参加教堂活动，（像查尔斯 ·达尔文一样）作为庄园事实上的主人支持当地教区，但他确实发现至少在实际工作层面，宗教和工程之间存在冲突。专业的商业活动很容易减少通过沉思来提升自我的机会。虽然他在他的工程项目中非常追求“伟大”和“崇高”（如果不是完美的话），但当他未能将这种追求与精神关切联系起来时，他就会遭到朋友的责备，比如约翰 · 霍斯利（John Horsley）。霍斯利谴责布鲁内尔对金钱的奴颜婢膝，对他一生中“几乎完全献身于他的职业，过于偏离他应该奉献给上帝甚至他的家人的方向”而感到失望。然而在面对困难时，布鲁内尔会通过祈祷来寻求慰藉。他向儿子强调了这种方式的好处，当他的祈祷“看似得到了回应”时，他感到了一丝舒心。然而，神圣律法的常规作用使得布鲁内尔很难认为祈祷对个人直接有效：

我不能说个人的祈祷可以单独地、个别地得到回应，那似乎 与宇宙机制的运动规律是不相容的，而且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 祈祷时而被接受，时而却被拒绝。

如果说工程教育者的课程是为了根据国家目标来训练和统一分散的、 不同的个体，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 世纪后期工程机构的权威增长了， 可能使这个专业更加分裂。在一个明确界定世俗专业知识的时代，赫胥黎 和他在 X 俱乐部的盟友将科学自然主义作为一种专业科学的意识形态加以 推广。他们声称拥有文化权威，可以谈论以前由国教管辖的极为重要的事 务。尽管如此，熟悉赫胥黎及其纲领的社会预言家们还是表达了对宗 教、专业和科学领域分裂的担忧。《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杂志上有 一个党派记者质疑赫胥黎如何在没有宗教影响的情况下，解决德比赛马日  的混乱，马修 · 阿诺德（Matthew Arnold） 回答说：“你准备如何以你们那 样的宗教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阿诺德拒绝指控赫胥黎造成了混乱，因 为其他人，尤其是相互竞争的宗教派别，也同样造成了混乱。

马修 · 阿诺德对 19 世纪晚期英国文化的著名批判与卡莱尔的观点强烈呼应。他不满英国文化的碎片化，称这个世界的机械化和外部化程度远甚于 希腊罗马文明。英国比其他所有国家更需要文化（阿诺德所说的内在完美的 感觉）来补救无政府状态。因为在英国“文明的机械性特征最为显著”：

我说过，对机器的信任是我们的最大危险。这种信仰常常使 我们不合理地使用与所需目标极不相称的机器，这种机器如果要 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就必须服务于最荒谬的目的。但信仰总是存 在于机器之中，仿佛它本身就有价值似的。自由不是机械吗？人 口不是机械吗？煤不是机械吗？铁路不是机械吗？财富不是机械 吗？甚至宗教组织不也是机械吗？

阿诺德让“机器”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唯利是图”、片面的和消散的东西，当面对地方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和新获得选举权但教育不足的下层阶级的喧嚣时，这个世界正在失去或有可能失去它的使命，包括它的精神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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