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
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出，本书（《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使用的所谓“现代国家”概念，不是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意义，而是每个国家今天的“现代”状态。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路径，经由内外因素压力引起的应对所致。与外界的交流冲突会提供压力或契机，但现代国家的根本性建构问题，更多地是在内在渊源和已有资源中寻找答案。作者在这本书中也付诸实践，从中国本土性、内部过程来认识理解晚清世纪之变所面对的“根本性议题”，在讨论中指出了过去文献中强调西方渊源的偏见，也特别指出了文中涉及的人物事件背后的本土性渊源。
这是一个已经广为接受的观点，然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并从这一角度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恰恰需要一个或明确或隐含的超越中国史本身的比较视角。这本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比较视角。这本书涉及到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两个问题：政治参与、中介力量。这两者之间也不无联系。导论之后的前两章（第一二章），在晚清危机的大背景下讨论了魏源与冯桂芬两位文人兼官僚关于政治参与的见解主张。这条主线贯穿了这本书，也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关头，这个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在孔飞力看来，魏源表达了政治参与的一般性意义，而冯桂芬则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案。当然，最终的结局是，两者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无力于挽狂澜于既倒。在孔飞力看来，在帝国架构内的政治参与的困境，在于“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与狭小的官僚精英阶层”之间的鸿沟。前者经受科举洗礼而脱颖而出，一方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另一方面在社会地位上与官僚阶层相差不大，一部分人被各种渠道吸纳到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如幕僚、乡绅等。但大多数文化精英在政治禁锢中没有参与渠道，在“党争”阴影下噤若寒蝉。魏源提出了文人应该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承担责任，需要广开言路，使得国家更富有生气。然而，孔飞力也注意到，这些主张都是在原来框架中的修补调整。作者指出，魏源主张“政治参与的拓展原来可以并应当同国家权力的加强如此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这就向我们提示了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独特性和本土性。”即使这样的有限改革，也是不合时宜的。“【魏源】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似乎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应当对于外敌更为好斗，对于内患更为残忍。”孔飞力的观察是对的。魏源的这些一般性思想一旦在冯桂芬那里落实为具体实践尝试，就立即碰得头破血流。孔飞力聚焦在冯桂芬的两个思路建议：其一，通过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来扩大政治参与。按照孔飞力说法，京官们对于冯桂芬的这一建议几乎持清一色的敌对态度。这里的道理不难理解。自上而下的权威是这个精英等级社会的核心，欲改变这个权力渊源，就意味着要根本改变这个制度的逻辑。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根本性议题。其二是关于乡村地区的统治方式。冯桂芬提出，由乡民们自己通过投票来产生某种新的中介力量，即起用百姓自己推选并信任的本乡人士，以便排除“中介掮客”对乡村社会的侵蚀。这一主张也遭到极大抵制。反对意见提出，如果对自下而上而来的代表加以认可，就会对已有官僚权威体制产生冲击。孔飞力写道：“即便在今天的中国，冯桂芬的看法亦属于激进之论。”此言不虚。无论是魏源的一般性原则还是冯桂芬的两个具体主张，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时代都重新提出、而且实践过，但以不了了之而消逝，可见这些根本性议题仍然有待解决。这里最为突出的1980年代以来的村庄选举，有数以百万计次数历时数十年的划时代实践，至今已经悄无声息了，成败如何，经验教训如何，似乎已经无人关注。让我再次想起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中推崇的是等级有序的精英政治，难以适应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在文化渊源之外，魏源和冯桂芬的主张也与中国治理的基本权力结构相悖，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在第三章，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中介掮客”这一力量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在前面两章的讨论中，特别是冯桂芬关于乡村治理议题时，这个问题已经凸显出来。这个问题在孔飞力学生杜赞奇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书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特别是保护型和营利型中介类别。在孔飞力笔下，“中介掮客”这一阶层角色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在孔飞力为数不多的著作中，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间关系一直是关注的对象。在这本书中，这一阶层的壮大成为国家治理机制衰退的象征，如何有效控制其蔓延强势成为现代国家转型的一个标志。在孔飞力看来，1950年代的合作化、集体化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组织起来”，统购统销的形式彻底排除这一中介掮客阶层，“合作社的领导人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代理人。”过去讨论合作化和集体化背后的动力时也涉及到剥夺农业以发展工业的说法，但多是从生产组织方式角度讨论，孔飞力也认同这一重要性，但他特别把这个制度变迁放在了流通领域中的中介阶层来解释，与交易成本理论有了关联。铲除了中介掮客阶层，整个社会结构在形式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组织”社会。然而，合作化带来了新的交易成本，特别是激励成本，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中彰显出来。可以从国家治理的基本矛盾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威权国家以官僚体制来组织社会，中介掮客成为其“天敌”，铲除应在意料之中。然而，以一个庞大组织来管理社会，其信息代价、激励成本和管理成本重负不堪，又不得不默许其基层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中介掮客的角色。是不是说，中介掮客这一角色功能，仍然是帝国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扮演了缓和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基本矛盾的角色？百年以后，这个问题仍未有答案，仍在摸索求解中。读下来印象深刻的几个感受如下：其一，作者指出，“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relentlessly）地向前迈进的故事。”这个基本判断意味着，百年以来在政治参与与中介掮客两个方面的根本性议题上，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政治参与需要改变参与渠道和方向，与本土性资源（儒家文化、等级制度、家长制度、传统权威等）发生紧张冲突， 与已有权力和既得利益发生紧张。孔飞力注意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派系斗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状况未有实质性变化，因为“能够使得差异得到缓和或调节的机制是全然不存在的”。国家权力与政治参与的结合，需要有新的自洽的结构和渠道。基本架构不变，则政治参与只能是纸上谈兵。政治架构未变，制度逻辑依然，因此，中介掮客的承担者可以更换，但其角色位置却难以取消，这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历史上的乡绅官吏由今天的基层干部所替代，身份称谓不同，但其功能作用仍然。其二，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延续性，因为上述观察意味着， “20世纪中国的历届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时，却能够倚靠并受益于旧政权源远流长的行政经验。” “正是在这些在建制问题上继承传统的看法，而不是那些激进的意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官员文人正是附属于这个体制之上的。孔飞力提出，各种官员文人精英，非经世袭途径，而是通过科举陶氏或做官聚敛财富所致，他们的地位和功名依赖于中央权威的认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的确一针见血。这是中国文人在历史上留下的一条长长的身影。喜欢这种小书大题，发散性风格的书籍，百十页的小册子，涉及如此大的题目，只能以小见大，言简意赅，意犹未尽，给读者留下足够大的想象空间、疑问和课题。看到这些现象并与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题联系起来，也得益于一个比较视野。点滴心得，记录在案。
怎样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是十九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译林出版社的这个新译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机会。我很高兴有机会为这个译本撰写导言。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反复阅读韦伯作品，借以激发理论想象，提炼研究问题，推进学术思考，从中获益匪浅。我从研究者角度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伟大的思想通常与伟大的时代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局。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独领风骚，极大地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在这个大背景下，韦伯以独到的思路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观念文化层次着眼来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并特别强调前者对经济活动、组织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一思路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等迥然有别，独树一帜。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韦伯讨论的起点是区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自古即有，但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或自给自足，无力扩张；或贪得无厌，冒险无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产生的理性资本主义亦追求营利，但体现出理性的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核心即努力经营但同时禁欲的情操，即“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的“天职观”。蕴含于宗教信仰的伦理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若有违反，则被认为有悖义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对挣钱的‘天职’的这种全力投入”，这一风格（ethos ）特别适应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之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和劳动者双方身上。这本书的其余篇幅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以此“探明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实践所产生的那些心理动力，这些动力为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并将个人固定于这种方式中了”。韦伯特别关注的是，上述诸环节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新教导致特定的“天职”职业观；这些宗教观念如何转化为伦理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天职观”起源于十六世纪路德宗教改革。路德将宗教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将人们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内容，即“天职”。但路德的职业观将职业劳动与宗教原理分离开来，不主张营利活动，无法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把分析目光引向了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义相比较，清教教义规范表现出严肃的现世关怀，以现世生活为己任，与现代理性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然而，韦伯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新的问题：清教教义的目的并不是倡导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倡导清教徒生涯与事业的核心追求，即“灵魂救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教义，如何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进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如此，韦伯进一步延伸解释逻辑的链条，向深处开掘。加尔文教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灵魂救赎的入世克己论，即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自证为上帝选民，由此塑造了人们的“天职”职业观和禁欲行为，依上帝之名，行职业使命。这一职业观，在心理效果上将营利追求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在行为上则将日常生活彻底理性化了。换言之，在追求灵魂救赎的宗教活动过程中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随着这些宗教追求而来的信念，超越了自然状态，在微观上转化为人们据以行动的伦理，渗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塑造了人们的理性行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市民职业风格，沉淀为人文观念、民族气质。韦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质先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例如，为神荣耀而创造财产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内在一致的伦理基础，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态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反过来又在它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庇护着现代‘经济人’的策源地”。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其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过程，即自中世纪以来的祛魅化过程，从自然、巫教等观念逐渐走向了理性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克服自然状态，摆脱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的行动为持久的理性和伦理所约束，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与经济理性主义的关联之上。例如，天主教的教会圣礼仪式体现了克里斯玛权威，而加尔文教所倡导的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劳动则反映了祛魅化的努力。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新教伦理强调排斥情感、坚守理性的生活处世；将狂热而真诚的内心秉性引向在世俗职业生活中追寻禁欲理想，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理性组织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理性化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认为唯有新教伦理才能诱发理性资本主义，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或者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就是宗教改革的一种产物。韦伯提出，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和讨论，也不是这一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而是强调两者间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些主张与韦伯反对历史决定论，主张历史过程的多重途径、多重因果关系的立场是吻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一个宏大的主题，即人们的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如何转化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影响到日常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民族性格，形成“西方市民阶层及其特质”。处理这一宏大主题，涉及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韦伯在这一时期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发展社会科学方法，本书体现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尝试：其论述风格兼具德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缜密的理论思辨逻辑，展现出韦伯标志性的比较制度分析、理想类型等一系列方法。一方面，韦伯受到德国社会科学独特的历史主义影响，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放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考察；我们从文中关于历史上欧洲各地经济活动以及各教派教义的演变的讨论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韦伯提出了一系列“理想模型”，例如“传统资本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分类，凸显不同现象的类型特征，通过比较制度方法来条分缕析地剥离各种可能的混合因素，确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因果关系。韦伯特别指出，这部著作不是历史主义的叙述，而是“以一种按照‘理想类型的方式’贯穿起来的顺序来展示宗教思想”……以便“在研究它们那些最连贯的形式的时候，发现它们的一些特殊后果”。在这里，韦伯遵循了社会科学方法，以注重逻辑一致性的方式将这些讨论对象加以呈现，而不是着眼于实际历史发展的过程。在确定了基本命题后，韦伯提出了下面的分析路径：首先找到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与职业伦理间的特定“亲和力”，然后考察这些亲和力对物质文化发展及其方向的影响。这些努力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代文化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归结于宗教动机，即宗教信仰（清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韦伯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贯穿全书始终。在本书起始，韦伯比较了天主教和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不同关系，并将这一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例如，父母在子女教育种类上的不同选择显示出不同的精神风格，从而影响了子女的职业观。另外，作为“被支配者”群体，德国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走向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其他地区，同处“被支配者”地位的新教徒则显露出这一倾向。如此多方位的比较分析指向了宗教信仰特质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此时此地历史—政治状况的影响。在随后的分析中，韦伯逐步比较了不同教义的内容，借以分辨哪些要素导致了理性主义倾向。韦伯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不在于“禁欲”，而是禁欲与营利追求同时落实在同一教派之上。在讨论“天职观”时，韦伯将路德教义与加尔文教义加以比较，指出前者逃避现实的出世取向与后者积极入世的理性活动；然后进一步讨论这一观念对营利活动的影响，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一观念如何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职业观，获利合法化）。在随后的讨论中，韦伯进一步比较分析了禁欲教派中的虔敬派与加尔文派，指出前者强调情感，因此与传统主义更为切合，有助于培养“忠于职守”的官员、职员和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家长做派的雇主。相比之下，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基础更为理性、内在一致，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生硬正派而又积极的意识”更有亲和性。韦伯通过这些理想类型的多层次比较提炼，阐述了一个重要因果链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职业观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上，而后者恰恰产生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的禁欲精神。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比较参照体；这一点在韦伯关于支配形式、官僚体制和宗教等一系列讨论中明显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作者将同一思路延伸至他的《中国的宗教》等研究著作。虽然本书在西方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但在中国场景下阅读韦伯，这本书尤为艰涩难懂，阅读起来“隔膜”颇大。我认为，这是因为这本书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理性资本主义与宗教观念的文化沉淀，均与中国社会文化相去甚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颇为陌生，难以从日常生活的身心感受中体会领悟。
韦伯在另外讨论中国宗教的著作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但这些均属于传统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没有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中国，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这是因为货币经济与官僚俸禄结合之后，为支配阶层创造了特殊的获利机会。因此，家产制支配形态下的财富累积，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营利，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由此发展而来的不是历史上带有市民色彩的阶层，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韦伯进而言之，国家的重商主义规制虽然可以培育出产业，但无法培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传统经济中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而且缺乏制约和抵制官僚权力的其他独立力量。换言之，传统的官商结合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依此视角来看，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获得发展的空间。中国读者更多熟悉的是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浸染成长于由此而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中。这为理解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中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第二个困难缘于对宗教精神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陌生感。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以及其他宗教信念渗透到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基本伦理和职业操守，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动力，塑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韦伯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各教派是那些具有宗教伦理特质的人们组成的自愿性团体，经世俗化过程而成为身份象征，在历史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新教精神传统与教会正式威权或行会很是不同，提供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风格以及个人主义的历史基础，并为相应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仍可追溯到宗教信仰的沉淀，虽然这些宗教根基已经隐而不现。如韦伯强调指出的那样，只有认识到伦理背后的宗教渊源，才能真正理解这一伦理的强大力量。例如今天我们不时听到的关于学者从业天职感的呼声，正是那个遥远时代精神传来的回响。与此相比，历史上的中国家族社会长期以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形式，血缘边界清晰，亲疏层次分明；行动规则多是来自各种角色关系的相对主义的文化定义。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宗教传统和相应的文化观念知之甚少，对深蕴于宗教信仰根基之上的习性和价值观很是陌生，几近无从体会。有学者提出儒家士大夫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韦伯笔下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提醒读者注意韦伯的立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唯一的发展途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应该是各种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中西文明有不同的发展途径，而文化观念是比较、理解这些差异性的重要线索：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经济活动、官僚组织、法理支配形式等构成西方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其宗教信念中找到渊源。另一方面，这一比较制度分析也启发我们从文化层次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诸方面及其精神渊源。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性，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深深镶嵌于文化传统设施中，在中国情境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了，也因此被合理化了。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具体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和方法，唤起了相关的问题意识。我们不断重读经典，不是一再地接受其具体内容，而是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的问题与经典中的视角和思路碰撞，以期得到新的感悟启迪；经典作品也因此获得新的活力，这正是韦伯理论以及其他思想学说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缘由。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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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革命与英国普通法的现代化｜哈罗德·伯尔曼
约翰·奥斯丁｜上帝法、人类法与法的一般意涵
布尔斯廷｜我们信奉“不言而喻”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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