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尔德· J.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1889年4月14日生于伦敦，卒于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毕业，曾任该校研究员（1912-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部工作（1915）；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巴黎和会（1919）。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教授（1924）、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25）、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二次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外交部调查部长（1943-1946）。
历史会重演吗？18、19世纪时，这个问题在我们西方世界常常作为学术训练而受到争辩。我们文明当时所享受的这段幸福康乐那般耀眼，使我们的祖辈们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虚假观念：他们是“与其他人不同”的。于是他们相信我们西方社会可以免于陷入某些错误和灾祸中，这样的错误和灾祸已导致了其他一些文明的毁灭，那些文明历史的开端与终结众所周知。对于我们而言，在我们这一代，这个老问题相当突然地有了一种崭新而又非常实际的意义。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真相（人们会想，我们怎么会一直对它视而不见呢？）：西方人及其成就其实也如现在已经灭绝的阿兹特克、印加、苏美尔和赫梯文明一样脆弱。所以，我们今天就带着某种焦虑来寻找过去的经典，想发现它们之中是否有我们可以理解的教益。关于我们自己的前景，历史给了我们任何启示吗？如果给了，那么它的分量是什么？它是否为我们讲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厄运？对此我们只能合手等待，放弃而已吗？对于一种我们以一己之力不能避免甚至不能改变的命运，我们只能这样了吗？或者说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历史，所告知的不是确定性，而是或然率，或者仅仅是可能性。它们实际上的差别很大。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必须从至今还晕乎乎的消极中惊醒，奋起行动。基于第二种选择，历史的教益就不像是一位占星家的占星预测，而像是一位航海家的海图，它让有智慧使用此图的航海家有更多的希望来避免海难，这样远远胜过盲目航行。只要他具有本领和勇气去使用，这图就能帮助他找到礁石和暗礁之间的航道。
不难看出，在我们试图回答问题之前，需对问题进行界定。当我们询问自己“历史会重演吗”，是不是只是指“历史在过去是否常会重演”，或者我们是在询问历史是否受制于一些神圣的法则，这些法则不仅在它们适用的过去的每一个事例中起了作用，而且也注定要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每一个类似情况中发挥作用。如果是第二种解说的话，“会”就意味着“必然”；如果是另一种解说的话，“会”则意味着“可能”。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完全可以马上把话挑明。在对人类生活之谜的解读中，笔者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他相信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希望，所以，有着上帝的保佑，人就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至少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如此。然而，这个含糊的“会”字导出了自由与必然，一旦我们取了某一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又得去界定“历史”一词的含义。如果我们必须把历史领域限定为那些完全在人类意愿控制之中的事件，那么无疑，一个非宿命论者是欣然接受的。但这样的事情真的总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吗？以我们的个人经验，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不是总会发现自己只有部分自由，另外的部分则受制于我们生活和社会与自然环境中的过去之事与目前的情况吗？归根到底，历史自身不就是整个宇宙在时空四维框架内运动的一种显现吗？在这幅包括一切的全景之中，难道不是有很多事情，即便是人类意愿自由最坚定的相信者也会承认——如同最彻底的宿命论一样，是必定重复而大可预测的吗？这种无可争议的可预测复发之事，有一些对于人类事务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指向，比如银河系外星云的历史重复。不过，自然界中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循环运动会以一种最为亲密的方式影响人类事务，比如可以预测的日夜和四季的周而复始。日夜循环支配着所有人类的工作，它决定了我们城市运输系统的安排，决定了交通高峰时段，加重了上下班人们的精神负担，他们每24小时两次穿梭于“住宅区”与“工场”之间。四季的循环则通过控制我们的食物供应支配人类生活本身。的确，人类通过运用思维，可以从这些自然循环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鸟兽做不到的。尽管个人无法打破日夜循环的专制，无法像传说中的埃及法老门卡乌拉那样24小时不睡觉，但人类社会却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合作和劳作的分工从而集体性地实现门卡乌拉的神话壮举。工厂可以通过工人换班夜以继日24小时运作，白班工人的工作可以由白天休息的夜班工人来接续。同样，四季循环的严酷也已被从北温带扩展至热带和南温带的西方社会制冷技术所打破。然而，尽管人类头脑和意愿对白昼和四季这两种自然专制循环的胜利相当引人注目，但对于人类的自由而言，这还是相对较小的收获。整体而言，即使有着如今西方人的技术水平，自然界这些可以预测的重复之事仍然统治着人类生活，它们把人类事务置于自己重复、可预言的模式范围内，在这之中它们就是主人。也许在其他的活动领域中，人类行为能够不——或许说不这么彻底地——受制于自然控制呢？让我们以一个熟悉的具体例子来考察这个问题。1865年4月的最后几天，在月初还是北弗吉尼亚军团骑兵和炮兵役畜的那些马匹成为了一些人的耕畜，而这些人在月初还是李将军的骑兵和炮兵。这些人和马又开始从事每年一次的农事循环，这事他们以前已经从事过很多次了。在欧洲人发现新世界之前他们的祖先在旧世界以及在我们西方社会诞生之前的其他社会中，都曾年复一年地如此从事，过去的5000或6000年中一直如此。犁的发明与我们称为文明的这种社会是同时代的。同样受制于四季循环的前犁时代农业方式，在预示着文明日出的新石器时代黎明之前，很可能也持续了同样的时间长度。1865年的这个春天，北美这些前联邦州中的农事，严格地受到四季循环的支配。拖延几周，耕种就会太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共同体来说，这些马和人为生产整整一年粮食所做出的努力就会白费。所以，1865年4月的最后几天，北弗吉尼亚原来军团中的这些马和人就在从事一种历史性的行为——春耕，它是在重复自身，到那时为止，至少有5000次或6000次左右，而且在1947年仍重复着（这一年，笔者在肯塔基看到了春耕，注意到由于4月中旬大雨中断了春耕，农民有些焦虑）。然而，不是在4月末，而是在4月初，李将军的马和人会创造什么历史呢？如同往复耕种明显又密切地依赖着自然可预测的周期循环而重复自身一样，美国内战最后行动所呈现的历史，是一种重复的历史吗？我们这里是不是面对着一种多少独立于自然循环并可以推翻它的人类行为？设想李将军在1865年6月前没有发现自己必须认输；或者设想李将军认输了，但格兰特将军没有被打动并做出他那著名的让步，反而坚持刚刚达成的投降条件的条款，不允许刚刚放下武器的南军士兵带着他们的马回到农场；人为改变这两种对历史事件实际过程的假设，难道任何一种都不会阻止历史在1865年这些春耕的南方州中重演吗？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历史领域，曾经被作为历史的全部内容，那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大门还没有开启。在这个战斗与政策、军官与国王的老式领域，历史是否如同那些明显受自然运动循环支配的人类活动领域，也被证明在重复呢？比如，美国内战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吗？抑或我们找到了足够相似和类同的其他历史事件，完全可以让我们将美国内战和它们作为一类事件的众多表现来看待，在这些事件中历史至少是某种程度地重复了自己？眼下笔者倾向于后面这种观点。内战在美国历史中显现出来的危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时期以1864年至1871年俾斯麦战争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危机的重演。在这两个例子中，一种不完善的政治联盟受到了完全解体的威胁。在这两个事例中，联盟瓦解或有效建立的问题，要由战争来解决。在这两个例证中，有效联盟的那一派赢了，而此派胜利的原因之一都是它的技术和工业优势压倒了对手。最后，在这两个例子中，联盟事业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工业扩展，它使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了英国的强大工业竞争者。这里，我们又谈到了历史的另一种重复：在大约结束于1870年的这个世纪中，英国的工业革命似乎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事件，然而，从1870年起，人们渐渐看清了真相，它只是一种经济转型的最早例证，这种经济转型最终会同样在其他西方国家和一些非西方国家中发生。而且，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工业化的共同经济特征转向联盟制的共同政治特征，就会看到美国和德国历史中重复的这一点，又在第三个国家的历史中重复，这次不是英国而是加拿大。那些构成加拿大的省份于1867年进入它们现在的联邦之中，比美国1865年实际重新建立晚了两年，比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建立早了四年。在近代西方世界一些联邦的形成以及这些联邦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中，我们看到历史在重演：同一种人类成就将会出现若干或多或少为同一时代的范例。然而，这些不同例子的同时代性只是近似。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显然独特的事件出现在英国，至少要在两代人以后，美国、德国才证明它是一种重复的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那些关键性事件证明联邦是一种重复模式——不仅出现于加拿大，而且出现在澳大利亚、南非和巴西——之前，内战之前不甚可靠地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存在了“八十七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摇摇晃晃的德意志邦联存在了半个世纪。对于人类事务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历史重复而言，同时代不是一个必要条件。那些重复自身的历史事件可能是严格的同时代，也可能在时间上重叠，也可能彼此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转而去考察我们所知的那些最伟大的人类制度和经历——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它们的瓦解、衰落和倒塌，较高宗教的创立和进化，仍然也是这样的图景。用我们主观个人的丈量尺——也就是一个活到正常老年的人的平均记忆长度——来测量，将我们目前这一代与基督纪元前4000年出现的苏美尔文明隔开的时间，或者是从基督纪元开始至今的时间，这个间隔是非常之长的。然而，用客观时间刻度来测量，却是极小极小。这尺度是由我们的地质学家、天文学家近来的发现提供的。我们现代西方的物理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至少有60万年，可能是100万年，而生命的存在至少是5亿年，可能是8亿年，地球本身的存在可能是20亿年。依据这样一个时间刻度，文明出现的晚近5000、6000年，较高宗教诞生的晚近3000、4000年，不过是一些无比短暂的片刻，在地球至今整部历史的任何图表上都无法显现、无法标示。尽管从个人渺小的主观视野放大镜来看，“古代历史”的那些事件非常遥远，但在真正的时间刻度上来看，事实上它们与我们一生处于同一时代。结论看来是如此，直至今天，人类历史的确有时在有意义地重复，即使是那些人之意愿最接近于起支配作用，最少受到自然循环制约的人类活动领域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认定宿命论者是对的，看似自由意愿的东西是一种错觉吗？在笔者看来，正确的结论恰恰相反。本人认为，这种在人类事务中表现的重复趋势，是著名的创造机能的一个例证。创造的产出物倾向于成批出现：同一种的一批代表，同一属的一批种。无论如何，不难看出这些重复的价值。如果创造的每种新形式不博采众长，创造几乎不会有任何进步。一位创造者——人或神，如果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进行大胆而又多产的试验，用有效的手段来检索不可避免的错误，又怎样来证明他自己呢？如果人类历史重复，这也与宇宙的普遍节奏相一致，但在宇宙范围内，这种重复模式的意义就是为了推进创造的工作。这样来看，历史的重复因素就将作为一种创造行动的自由手段被显示出来，而非暗示上帝和人是命运的奴隶。关于普遍历史的这些结论，与我们西方文明前景的具体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如同我们在此文开头所看到的那样，西方世界相当突然地对自己的未来变得非常忧虑，我们的忧虑是对自己现在身处局势之可怕的一种自然反应。我们现在的局势的确是可怕的。以我们已有的知识对历史作一浏览会发现迄今为止，在产生我们西方社会所属的这种人类社会中，历史已重复20次左右，它也显示，除了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可能是个例外，这种被称作文明的社会的所有其他代表都已经死亡或垂死了。而且，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死亡和垂死文明的历史时，将它们相互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看似瓦解、衰落和倒塌过程中循环模式的暗示。我们会很自然地询问自己，历史的今天这一章是否注定在我们这里也会重复？难道这个衰落和倒塌的模式也在前面等着我们，它如宿命，没有文明有望逃脱吗？在笔者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强调否定。创造一种新的生命表现形式的努力——无论是软体动物的新物种，还是人类社会的新品种，很少或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创造不是如此容易的一种事情。它要通过反复试验的过程才能赢得最后的成功。相应地，前面那些试验的失败并非注定后面试验也会以同样方式失败，实际上它们是给后面的试验提供了机会来获得成功——可以从苦难中获取智慧。当然，前面一系列的失败并不必然保证后者的成功，如果妄想有此保证，必使后者也失败。如果我们西方文明选择进行社会自杀，那什么也不能防止它去追随那些历史先例。然而，我们并非注定要让历史重复，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历史一些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转变，这种可能性对我们是敞开的。作为人类，我们拥有这种选择的自由，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自然。我们自己必须肩负起来。这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能够得救吗？在政治上，建立一种世界政府的宪法合作体系。在经济上，找到自由企业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可行妥协（依据不同地方和时代的实际需要而不同）。在精神生活上，将世俗的上层结构放回到宗教的基石上。我们西方世界今天要努力去找到朝向这些目标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所有这三个目标，我们就可以较有把握地感觉到我们已经为我们文明的生存赢得了当前这一战。然而，所有这些目标都是任重而道远，它需要最艰辛的工作和最大的勇气，这样才能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当然，关于这三个目标，宗教从长远来看最为重要，但其他两个却更为急迫，因为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未能做到，我们就可能永远失去获得精神重生的机会。这种精神重生不能就我们之便而招之即来，如果它能来的话，那也只能从一种从容的步伐，需要精神创造的深层潮流流动。政治任务是所有任务中最为急迫的。它眼下的情况是负面的。我们现在面对着一种前景：由于我们目前的互相依赖和目前的武器，世界现在处于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在政治上统一的前夕。我们必须避开武器之力带来的灾难性的统一结局，这种强加的“罗马和平”的熟悉方式对于那些强大政治力量的决心可能是最不难接受的，我们今天的世界就发现自己处于它们的铁腕之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通过联合国与苏合作吗？如果联合国组织能够成长为世界政府的一种有效体系，那对于我们的政治难题几乎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方式失败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在它失败后找到一种替换用来落脚。联合国会不打破和平而实际上分裂为两个群体吗？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星球的整个表面可以和平地分成美国范围和苏的范围，一个星球上的两个世界能否以“不合作但无暴力”的关系一起共存足够长的时间，为目前社会和意识形态气候中的差异提供一种渐进减缓的机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依赖于我们能否依据现在条件获得所需要的时间，来实现我们的经济目标，也就是在自由企业与社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这些谜题难以破解，但它们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它们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单靠无情命运的怜悯。
本文选自《文明经受考验》，注释从略，有少量文字调整。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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