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余师群：“肝炎”病退回京，差点误了我的大学路

Original 余师群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余师群，北京五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八连，1973年离开兵团回京。1974年北京东城区胜利服装厂工人。1978年考入入北京经济学院学习，1982年毕业后入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1996年调任中汽财务公司、中建财务有限公司，2014年退休前任公司稽核风险部总经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原题

我的高考路

（外一篇）

作者：余师群

时间如白驹过隙，眨眼之间，距离我去内蒙古兵团已近半个世纪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和所有兵团战友一样，经历了无数的酸甜苦辣，但要说我曾有过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却只有高考时期发生过。

我是北京五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5年考入五中时，还小小地骄傲过，我上的小学两个毕业班一百多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考入五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当时学校要求戴校徽，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学时，都会迎来很多赞许的目光。

“文革”开始后，一切理想都成为泡影。1968届毕业生有些参军、进工厂的机会，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这些机会都不属于我，只能于1969年9月5日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

1971年年中我在连队墙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好像是学习毛主席某篇著作的感想，内容主要是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任何人，包括连队领导在内都应该虚心接受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受到指导员的批评，在全连大会上还含蓄点出文章作者的出身、阶级立场存在问题。当时很多战友可能不知道指导员说谁，但我清楚地知道是在说我。现在看指导员的批评不算多大事，当时却给我思想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免对前途悲观、失望，遂于1971年底以得“肝炎”为名回家治病，1973年年中正式以“肝炎”病退回京。

1974年1月街道分配我入东城区服装管理处胜利服装厂当工人。虽然我工作努力，受到师傅们的赞扬，连年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但每当我站在裁衣服的大案板前手握电裁刀时，心中不免凄然：难道我这辈子只能站在这里裁衣服了吗？

感谢邓小平，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在没有任何准备和复习的情况下参加了1977年高考，结果可想而知，其中数学成绩只有8分，好像只做对一道因式分解题。我决心继续努力，参加1978年高考。

为这次高考，我从三个方面做了准备：一是为腾出复习时间，我主动报名参加单位挖防空洞的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很累，但能三班倒，可腾出时间学习。我自信凭兵团练就的劳动能力，再累再苦的劳动也不在话下；二是在自家的楼道尽头隔出一个0.8平方米的小空间充当我复习功课的书房（当时我家住的是“筒子楼”，我家就在楼道尽头的两间房）；三是请景山学校的数学老师为我补习数学。

我对自己的考试能力也作了合理的分析：我没有学过物理、化学，要在半年内利用业余时间学到能参加高考的程度是做梦，因此只能报考文科。文科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这五个科目中我的数学最差，为避免数学拉分太多，我应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主攻数学。其余四个科目中政治、历史和地理都靠平时的积累及死记硬背，这些可抓紧各种点滴时间进行。语文科目根本没法在短期内学习和提高，只能靠平时的积累，我只要练习写几篇作文就可以了。

我爸爸是中学老师，他帮我找了一位景山学校数学老师为我补习数学。第一次去老师家，带的什么礼物已经忘了，但记得很清楚的是，老师家大约在东四十二条，一家三口人挤在大杂院中一间八平米的小屋里。进门就是一张大床，大床侧面摆个方桌，桌上摆满了书，大床上面还架一张小床，我们就坐在大床边上开始上课，腰不能挺直，以防头撞上小床。

老师测试了我的数学水平，虽然面有难色，但微微一笑，还是开讲。从此，我每星期日去老师家补课一次，一直坚持了三个月，逐渐我感觉摸到了数学的门道，就开始在家做习题。

我找来1977年各省市的高考数学题。我的目标是数学能得到40分左右就行，因此我避开难题，选考卷的前半部分做，慢慢地我开始有信心了。

与此同时，我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其他科目。当时我们厂每天下班后都有政治学习，学习中我都是第一个发言，然后就埋头干自己的事。师傅们大多是家庭妇女参加工作的，默许我的做法。就这样，高考一天天临近了。

填报志愿时，我自知高考成绩不可能很高，不敢报考北大、清华等名校，文科中我喜欢历史，因此决定第一志愿报人大历史系，第二志愿忘了报的什么，最后的志愿我知道是用来垫底的，挑了一个北京市的不知名院校——北京经济学院。选专业时我想，会计专业是当账房先生的，肯定没人愿意干，我就选它吧。

终于走进考场，考卷发下来了，最初几分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只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狂跳。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进入考试状态。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1978年的高考成绩达到387分（其中数学49分，历史92分），超出一本分数线47分，是东城区服装管理处文科考生第一名，师傅们都为我高兴，我自己也是踌躇满志，静等佳音了。

一类院校发榜了，人大发榜了，我的考分超出人大分数线不少，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的心情坏透了。

1978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刚上班，车间来了一位北京市高考办公室的同志找我，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士，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人大调阅你的档案时发现你是从内蒙古兵团因肝炎病退回京的，所以把你的档案退回了高考办公室，现在你要和我立刻到医院检查身体。”

我想说我没有肝炎，现在身体也没病，但我其实什么都说不清楚，只有跟着她到宣武医院抽血化验。宣武医院为高考体检专门进口了先进的检验设备，吃过饭也能抽血，而且半小时内就出结果。在公共汽车上我忐忑不安，我担心本来没肝炎，但由于感冒或别的原因化验出问题，那就太糟糕了。

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一切正常，但这位同志说我可能已经错过人大招生的日期了，她尽量把我插进别的学校。

顾不上向工厂请假，我从医院直接回家，躺在床上，我的思绪杂乱无章。我清楚地知道，1978年的高考是我最后的机会，以后的高考会越来越难，我一个在职的工人考上大学的希望会越来越渺茫，我的一生将在服装厂度过？我小学是班里学习尖子，理想是当科学家，1965年考入北京五中，如果没有文革，我大学早已毕业，或许在科学院上班了。但“文革”让我到内蒙古种地，又逼迫我做假病退回京，没想到假病退却真实地挡住了我上大学的路，我该怎么办？

一连两天，我躺在床上不吃饭，任凭父母劝说也不下床，脑海中有无数的画面闪过。我想起小学时学习的快乐，想起兵团的艰苦生活，想起自己渺茫的前途，想起父母为我操的无数心，上不了大学怎么办？这个问题死死纠缠着我。两天里我没有吃饭，绝食的真正理由不清楚，一个念头却越来越清晰：自杀明志！

我下了决心，如果不能上大学，我就到商店买汽油，当时北京的商店卖三分钱一小管的打火机用汽油，我多跑几个商店，买100管汽油，灌到一个瓶子里，再准备一沓子传单，上面要控诉“文革”，控诉命运对我的不公。找一个星期日到广场，撒完传单后以汽油浇身再点燃，我要以自己的生命控诉“文革”，控诉命运对我的不公。想到深处，我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哭了。

第三天下午，我的工友小郭子大叫大嚷地闯进我家门：“考上了！考上了！”接过录取通知书，得知我被北京经济学院录取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和小郭子（他被首都师范学院录取）一起奔“老莫”，花了十元钱点了三个菜外加一瓶酒，庆祝我们的新生。

2017/7/5

延伸阅读

热汤面

作者：余师群

1978年，我大学一年级时，学院开设了语文课，学习内容当然不是什么语法和修辞，而是名著欣赏和作文。

一次上课，老师宣布每人当堂写篇作文，题材不限、字数不限、内容不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写篇像样的文章，难度不小，当然要找自己最熟悉、印象最深刻的题材来写。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就是兵团生活了。我略作思考，就想好了作文内容，并起了个题目——《热汤面》。

过几天又是语文课，老师在课上念了几篇范文，其中就有我的《热汤面》。记得老师一边念，同学一边笑，课堂气氛好轻松！

下面，我就凭记忆把那篇作文再写出来。

我们连开始浇夜地了。为什么要夜里浇地？可能是“马不吃夜草不肥，庄稼不浇夜水不长”吧。我被分配浇夜地，心里有几分高兴，因为这个活儿新鲜，白天除了睡觉还可以有大把时间干自己的事。

当时连里种植水稻，需要每天夜里浇水。说起来这还算个技术活，浇水人需要掌握一块地所需的水量，浇少了地势高的地方可能浇不上水，浇多了会把稻苗淹死。另外，水渠开口大小要适中，口太小水流太慢，完不成任务，口太大有可能把渠背冲出大口子就堵不上了。

晚上吃完饭不久，天擦黑时，我们这些浇夜地的人就该出发了。内蒙古高原的夏夜略有凉意，应该说挺舒适。我穿上长衣、长裤，外面再套上雨衣（防露水打湿衣服），头部蒙上纱巾以防蚊虫叮咬，扛上铁锨，手提马灯就上路了。稻田离宿舍约一公里，走到地头后先开始巡视自己负责的那块地，约有一百亩吧，看看哪块地缺水，确定浇地顺序，然后就打开渠口开始浇地。

夜幕降临了，我靠在斗渠渠背上，望着满天星斗，脑子里忽然涌出“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诗句。耳边听着轻轻的流水声，思绪开始回到少年时代，眼前浮现出家人的音容笑貌。此刻，一切都那么美好。

今天我的心情格外好，因为炊事班要给我们浇夜地的人做热汤面！这可能也体现连首长对我们浇夜地的同志们的关心吧。要知道，我们的伙食现在是每况愈下了，糜子米饭都不管饱，菜也没有油水，每人都馋得不行。今天夜里十二点左右我们要加餐，炊事班说给我们做热汤面，这绝对是个重磅好消息。炊事班要我们对外保密。我们充分理解他们的苦衷。如果全连都在夜里吃热汤面，非把炊事班吃穷了不可。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孙小成。孙小成是天津人，天真、豪爽、嘴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精神会餐”：我侃北京全聚德烤鸭和炸油饼，他就聊天津起士林西餐和狗不理包子。孙小成要我设法给他搞一碗面吃，我也答应了。

时间在慢慢流逝，我感觉肚子饿了，口水开始变多，脑海中浮现出热汤面的“光辉形象”，怎么都去不掉。我有些恨自己太没出息，强迫大脑想些别的事情，但作用不大，热汤面的形象越来越光辉了。终于，看看星星位置，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拔腿向连部食堂走去。

进了食堂，发现大家差不多都到了，看来我不是最馋的。面条已经擀好，摊在案板上很让人赏心悦目。炊事员正在炝锅，大铁锅内放勺猪油，再下葱花，香味立刻扑鼻而来，半桶开水下到锅里，厨房里白烟缭绕，一派祥和景象。水开后，下入面条，再开后，放入白菜丝、盐，眨眼间，一大盆香喷喷的热汤面摆在我们面前。

大家都不客气，开始招呼。我也打了一饭盒面条，低头猛吃。真是人间美味，就是烫了些，但管不了那么多，吃到嘴里才是胜利。此刻，厨房里无人说话，只听见一片吃面条的吸溜声。

我一边端着饭盒吃一边用眼角余光扫视灶台上盛面条的大盆，看看还剩多少。我始终没有忘记今晚的神圣使命——让孙小成吃上热汤面。饭盒内的面条快吃完时，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妙——大盆里的面条不多了，我再不下手，孙小成就吃不上了。我当机立断，不等手里饭盒内的面条吃完，就抢前一步，又盛了满满一饭盒面条。我顾不上大家诧异的目光，端着快溢出来的饭盒，朝宿舍走去。

那时我们是睡大炕，一个班的宿舍是个里外间，里间的炕是南北向，较长，睡六个人，外间的炕是东西向，较短，睡四个人，每人的褥子平均宽度也就80厘米。我摸黑走进宿舍，悄悄走到里间孙小成的铺位前。他仰面躺着，嘴巴微张，呼吸匀称，睡得正香。我拍拍他额头，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醒醒，面条来了”！这句话就像魔法一样，他睁开眼，似乎闻到了面条的香味，一瞬间变成俯卧，用手指了指炕头，我把饭盒放上去，他立刻狂吃起来。吸面条的声音有点大，我生怕把别人吵醒，他却不管不顾，风卷残云般把一满饭盒的热汤面干掉了，含糊不清地说了声谢谢，翻过身又进入梦乡。

我蹑手蹑脚地遛出宿舍，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同时对自己的“哥们义气”有些小感动和小自豪——虽然自己没有吃够热汤面，却让我朋友过了一把热汤面瘾。

以上就是我近四十年前的作文。眨眼五十年快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公家宴席、私家宴席我吃了很多次，也出席过人大会堂、北京饭店的宴会，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吃，无论吃什么，都不如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小房子里吃的热汤面过瘾。

2017/7/5

原载知青专辑《乌加河之殇》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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