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巴以冲突的潜在经济冲击》”为题将刊发于明日（2023.10.16）《第一财经日报》，刊发时有删节，这里贴出原稿全文。英文版待出，欢迎继续关注。修订此文时，核查埃及在本国与加沙边界建设的隔离墙资料，确信只要埃及内部不乱，加沙人就不可能突破隔离墙冲进埃及境内，毕竟埃及人兴建的加沙隔离墙有两道，不仅使用钢筋混凝土建筑，高大、而且深入地下好几米，连哈马斯擅长的地道都防了，配备了全副武装巡逻部队，防守严密程度似乎超过了以色列的加沙边墙。即使在距离加沙边界拉法口岸60公里的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从有关报道来看也是戒备森严。看来，埃及政府充分汲取了约旦、科威特和本国的教训，一直严格执行严禁巴勒斯坦人流入的政策措施。只要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不溢出而引爆1.04亿人口的埃及社会潜在动乱，这场战争对世界的冲击就不至于失控。面对粮食、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等多重危机压力，希望埃及塞西政府能够熬过去。尊重阿拉伯人的选择，但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等待他们。
地当五海三洲交汇，事关亿万民众瞩目，当事国以色列动员规模、战争状态级别达数十年所未有，通过影响产出、运输、预期、资源投向，正在紧锣密鼓酝酿走向大规模地面战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有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多方面中短期影响，对区域经济产生长期影响。其中，就短期、中期而言，其影响渠道主要在于油气价格、苏伊士运河航道两条，通过推高油气价格，进而影响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等方面；就长期而言，通过中断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场战争将迫使阿拉伯国家继续将相当多资源投入巴勒斯坦事业而非本国经济建设，从而迟滞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向非油气产业转型升级进程。正值全球新能源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大规模并在持续扩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业更是突飞猛进之际，向非油气产业转型升级进程若长期迟滞，必然导致阿拉伯油气输出国在区域和全球经济体系中份额相对下降；其结果，在中东穆斯林四大国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中，沙特和埃及地位相对下降，土耳其、伊朗地位相对上升。一、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推高油气价格机制及其溢出影响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这场战争的两个直接当事国都不是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油气生产国，其直接接壤邻国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也均非主要油气生产及出口国；这场战争只要不导致海湾主要油气生产国直接卷入发生大规模战乱，就不至于破坏该区域油气实际生产能力，影响国际市场油气价格主要是通过影响4月份开始的OPEC+九国原油减产计划年底延期与否。西方国家全方位制裁俄罗斯，西方国家能源、环境政策严重抑制国际油气公司勘探开发投资，……外加其它一些技术性问题，这一切本已导致OPEC+组织近年实际原油产量一直低于其产量目标。根据标普全球普氏调查，今年2月OPEC+组织拥有限产配额的国家原油总产量比规定的上限低191.3万桶/日。今年4月2日，即4月3日OPEC+联盟原油产量政策会议前夕，包括沙特、俄罗斯、伊拉克、阿联酋等核心产油国在内，该组织9个石油输出国出人意料宣布了大规模原油额外减产计划，减产幅度超过160万桶/日，推动国际市场油价持续大幅度上涨。其中，沙特从5月开始自愿减产50万桶/日，计划延续到2023年底；俄罗斯将原定6月到期的50万桶/日额外减产计划延续到2023年底；伊拉克额外减产21.1万桶/日；阿联酋减产14.4万桶/日；科威特减产12.8万桶/日；再加上减产幅度小于10万桶/日的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阿曼、加蓬4国，上述OPEC+九国减产幅度合计165.7万桶/日。再加上去年11月份开始的200万桶/日原油减产计划，OPEC+减产计划总量达到366万桶/日，相当于全球原油需求约3.7%。4月份原油额外减产计划于2023年底到期之后究竟是结束，还是延续、甚至加码，已成为决定当前乃至明年相当一段时期内国际市场油气价格的关键，其中沙特的立场、态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而沙特是否延续原油减产计划，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及与之挂钩的美国-沙特关系谈判结果。如果美国同意满足沙特方面提出的某些关键要求，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有较高概率同意年底结束原油减产计划，以换取上述结果。但随着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与升级，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谈判全面暂停，这一“暂停”状态预计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达到数年、乃至十年，沙特在年底延续原油减产计划的概率也就随之大幅度上升了。国际市场油气价格居高不下，甚至进一步上涨，直接结果是包括欧美西方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甚至继续攀升，包括美欧在内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继续、进一步深陷“抑通胀”与“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冲突两难之中，其紧缩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延续更长时间，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码。对于美欧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力推的“再工业化”进程受阻，特别是反华极端势力视为对华“新冷战”重心的芯片、电动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成本将因高利率而显著抬升，建成投产后的人工成本等也会高于原计划预期；其国债偿债成本、发行难度也将因持续高利率而上升。而持续高利率对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安全性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国际市场油价和利率高涨，非石油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受创更深。因为他们不仅要承受西方国家因此而承受的负担，还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因高利率而对几乎所有货币保持强势，导致其本币对美元将继续保持弱势，甚至更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其以美元计价的进口折算为本币后涨价幅度更大，通货膨胀压力比欧美国家更重，跨境资本外逃压力也会居高不下。在此基础上，鉴于今年中国和东亚粮食主产区遭遇的杜苏芮台风等打击超过历史通常水平，欧洲今年气候灾害较重，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巴西亚马逊河流域今年遭遇大旱，如果中国秋粮收成最终结果不如人意，欧洲、北美、巴西粮食收成也因今年的恶劣天气而歉收，国际市场粮价将在高位进一步上涨。粮价、油价叠加，国际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放大。
二、警惕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溢出切断苏伊士运河的潜在风险苏伊士运河是全世界运量最大、最重要的人工通航运河，多年来全球14%贸易量要通过这条水道进行，但这条如此重要的航道不是位于安全地带，而是座落在动荡的中东，决定了它自从问世之初就时刻面临多方角力和航运被人为中断的风险。即使不考虑二战之前苏伊士运河航道数次中断的历史，二战之后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也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中断近8年之久：经过1948年5月至1949年7月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新生的以色列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埃及虽然与以色列签署了正式停战协定，但不准以色列使用运河，也不准所有与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船只通过。在1956—1957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苏伊士运河再度关闭。1967年6月“六日战争”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为埃及和以色列对峙的前沿阵地而彻底关闭多年，直至1975年方才重新开放，1979年《以色列-埃及和平协定》才保证了苏伊士运河向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国船舶全面开放。在这段长达8年之久的苏伊士航道中断期间，欧洲与印度洋沿岸、东亚的海路贸易只能取道好望角，绕行整个非洲大陆，耗费时间和运费大大增长，也刺激了航运业界为降低成本而订购超级巨轮。今天，苏伊士运河全面重开已有48年，埃及政府表现得无比珍视这个最大财源，除了不断改进导航管理体制、设备以及运河沿岸地区供水供电能力之外，还大举疏浚、拓宽运河航道，塞西政府上台执政后不久就投入巨资开凿了新苏伊士运河航道，对运河防卫也分外看重。然而，地处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苏伊士运河始终无法完全逃脱政治动荡的潜在风险。在2011年起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极端势力就不止一次威胁苏伊士运河通航秩序；今天，埃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不稳定因素，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溢出冲击下，苏伊士运河遭遇暴恐袭击而被堵塞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这场战争的溢出冲击引爆埃及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苏伊士运河被切断的潜在风险也不可忽视：埃及塞西政府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表现出了抛弃历史包袱的可贵勇气，在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厉行改革，清理积弊，一度令埃及国内外耳目一新。但置身中东环境，埃及归根结底消除不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外加根深蒂固的社会宗教文化问题，塞西政权难以单兵突进有效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和人口过多的“马尔萨斯陷阱”挑战。时至今日，塞西政府上台执政已满10年，当初的“改革红利”濒临耗尽；新的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新一代年轻人成年，人口过多、水和其它资源不足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再度凸显，并因当前的通货膨胀、粮食危机、国际收支压力等问题放大，……这一切潜在危机是否会因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而引爆？这次开战后埃及发生警察枪杀多名以色列等国游客的恶性案件，就是一个不祥之兆。而倘若极端势力在埃及掀起了大规模动乱浪潮，甚至牢固掌握了埃及政权，他们会不会在“反以”的口号下采取截断航运的极端措施？战争爆发以来，塞西政府对以色列关系没有采取极端措施，而且严阵以待防范风险冲击，严禁加沙难民入境，……从这些防范措施来看，这场战争在埃及引爆颠覆性动乱的风险较低，但仍然不可忽视，尤其需要加强防范针对运河航行船舶的暴恐袭击。
三、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将在多大程度上迟滞沙特等海湾国家非油气产业发展转型发展非油气产业，特别是发展以新兴技术装备的产业，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无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寄予多少感情，要想实现非油气产业发展转型，他们客观上都需要减少对宗教和巴勒斯坦事业的过多资源投入，把资源投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通过置身“新冷战”企图之外和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双管齐下，为自己创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当前世界新能源产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巨大的规模，并保持着可观增速，核能可望重获发展动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正在经历奔腾式增长，我粗略估算认为，到2023年，仅中国市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替代的石油年消费量即可达亿吨以上，……这些形势发展正在向海湾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然而，当前这场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以最暴烈的方式打断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迫使沙特等海湾国家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甚至增加对宗教和巴勒斯坦事业的资源投入，因而必然会迟滞它们向非油气产业的发展转型，进而将抑制沙特、埃及在中东区域格局中的地位，而有利于抬升土耳其、伊朗的相对地位。这种迟滞效应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尚待继续观察，不排除可能迟滞数年、甚至10年以上。面对这样的风险，海湾石油输出国的理性决策应该是加大投资中国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国家，以求“搭车”，以此至少部分替代受阻于不可预期政治性风险的国内新产业投资计划，对冲上述风险。前文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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