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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青年法学家：教育还能不能改变寒门子弟的命运？
作者：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大家晚上好！祝贺同学们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实现中学时代的梦想！基于各位梦想的实现，法学院今年迎来一个突破——本科录取调剂率为0%，第一志愿录取率达到92.6 %。至于研究生第一志愿录取率，法学院向来是100%。这既源于大家的选择，也是过去几年法学一流学科建设成就的社会效应，更是几十年来中南大法学人才培养的社会积累。
今天，我第一次以院长身份面对同学们——几周前还是老院长徐涤宇教授带队迎接你们进入校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跟大家讲点什么呢？就谈谈进入校园之后的适应吧！校园适应既是同学们立即面临的问题，也是贯穿整个大学时代、伴随各位成长的重要议题。
刚才赠送给大家的书《寒门子弟上大学》，就关涉这个议题。这本书研究了美国精英大学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群体，有中产以上的高富帅、白富美，也有挨饿受冻、畏首畏尾的寒门子弟。寒门子弟分为两类。一类是“寒门幸运儿”，他们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了昂贵的私立高中，提前接触到精英的校园环境，积累了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另一类是“双重贫困生”——既是经济上的穷人，也是文化适应上的低能者，他们通过奋斗成为精英大学的宠儿，但是缺乏适应精英环境的能力，在校园到处碰壁，成长不顺，严重的甚至遭遇心理健康挑战。
这本书是我的朋友田雷教授翻译的，八月份甫一出版就邮寄给我。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受到触动，不自觉闪回自己的大学生涯。现在，经我建议，法学院把这本书赠送给大家。书中触及美国的校园适应议题，用的是阶层和社会平等视角。平等是中国法律和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而不平等具有广泛性。
田雷与我是同一级的大学生，我们被誉为“跨世纪的一代”。1998年，17岁的田雷从家乡江苏沛县出发，到四百公里以外的南京大学。来自县城的他开始困惑：为什么我不会打篮球？为什么他们都会各种乐器？为什么上海来的同学目标是出国留学，而我却想着回老家做公务员？同一年，18岁的我从家乡湖北咸宁出发，到达八十公里外的这个校园。来自乡下的我，没有田雷那么多困惑，但自卑、胆怯、惶恐始终伴随大学生涯。
进入大学前，我就拥有这样的常识——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平等的。田雷来自县城，中学时代也许对不平等不太有感受，进入大学后突然感受到县城青年与大城市青年的距离；而我来自农村，初中开始在市区重点中学上学，类似于“寒门幸运儿”，早已适应城乡差别，进入大学后不再有那么多震撼。
大学毕业后，田雷没有回老家做公务员，而是继续在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之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再后来又去耶鲁大学读了法律硕士学位（LL.M.）。工作后，他先后在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一流大学”任教。可见，田雷很快就适应了校园，与大城市青年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我也从大学时代开始，一点一点进步，不断积累自信，直到成为教授后，心态才真正放松，不再胆怯，不再惶恐，无所畏惧。我从未与田雷交流过校园适应乃至更广泛的社会适应的历程。我猜想，相对而言，他走得比我轻松。
有一句话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校园适应和社会适应，都与此类似。高富帅、白富美用优雅轻松、淡定从容面对生活，而寒门子弟难免心态紧张、负重前行。
总体而言，寒门子弟的校园适应，困难更多一些。尽管如此，仍然是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挑战。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学会去“治愈”。“治愈”不仅仅只是为了适应，还为了成长。
阅读《寒门子弟上大学》，可以认识美国社会和校园，平等的表象被打破，光鲜的表面之下隐藏着巨大的不公，来自底层的大学生艰辛前行。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在我和田雷上大学的年代，社会分化刚刚开始，明显可见的主要是城乡差别，市场经济导致的深刻分化开始发生，尚未广泛反映到社会心理上。
今天，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美国大学里食不果腹的大学生，在我们这并不存在。但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很大分化，这种分化深刻影响校园，深深嵌入我们的心智结构。“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话题，成为时代和大学不得不关心、不能不回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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