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不爱坐火车的人。

火车站是中国每个城市里，最鱼龙混杂的地方，只要身处在这里，就会让人充满危感和警惕。

即使没亲眼所见，也知道车站里什么人都有——比如说小偷、卖票的黄牛、强买强卖的碰瓷者——还有各种奇诡的骗局。

甚至杀人和恐怖袭击。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择安检和管控更严的飞机——除非感冒。

我之前曾经写过，感冒坐飞机会让我耳鸣很久都缓不过来。

在这篇里，我感冒坐飞机然后耳鸣了

2016年12月14日，我收拾好行李，坐14号线到了高铁站，准备坐高铁去哈尔滨参加中学好友的婚礼——之所以没坐飞机，都因为陪周庸去参加了一场拍卖会。

前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让我陪他去新源南路2号的昆仑酒店，替他妈参加一场拍卖会——北京每年都有几场大型高端拍卖会，按季节举行，受邀的人都非富即贵。

这种事本来和我扯不上关系，但因为他妈那天临时有事，让周庸她参加了，竞拍一幅傅抱石的山水画，周庸就拽着我一起去了。

拍卖会在酒店二楼的大厅举行，那屋暖气给的不好，加上之前几天没休息好，我就感冒了，不得不把机票退了，买了高铁。

到了高铁站的负一层，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走向角落的味多美，打算买个面包。

在路过肯德基的时候，有一群人围在那，出于职业习惯，我凑上去垫脚看了眼——一个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平躺在地上，用手按着自己脖子，上面有道割伤，正流着血，他的身边扔着一把匕首，一个镊子和一个手机。

白衣服男子躺在地上，脖子正在流血 

有人公然行凶？我挤进去，问一个站最前面拍照的大哥，看没看见发生了什么。

他说这人是自残：“我正和人打电话呢，就看他掏出刀，给自己脖子来了一下。”

我点点头，问大哥这人自残时，身边有没有别人。

大哥说有：“身后有个人拽着他胳膊，看见他掏出刀自残，就跑了。”

我问他那人穿没穿警服，看热闹的大哥说没有。

这时周庸打来电话，问我上车了没。

我说没上车：“你来高铁站一趟吧，负一层，带上录音笔什么的，有个人跟这自残。”

周庸说行：“你不回哈尔滨了？”

高铁站自残挺有话题性的，做成新闻应该能卖挺多钱——我打算等调查完再回去。

周庸到的时候，自残的中年人已经被医护人员和警察抬走了，只剩下地上的血迹，清洁人员正在拼命擦，估计一会儿血迹也没有了。

他递给我一瓶水：“徐哥，票退了？”

我拧开喝了一口，说没有，高铁票只能提前两小时退，已经来不及了，痛失了一千多块，这次调查一定得多卖点钱。

他四处看了一眼：“人都抬走了，咱查什么啊？”

掏出手机，我给他看我刚才拍的照片：“我刚才照了一下，你看看有什么不对么？”

周庸拿手机翻了一会，问我是不是上访的，通过自残吸引注意力。

不理智的上访者，有时会做出这种事 

我说不是：“你看他手边的东西，镊子、匕首和手机——这人是个扒手！”

镊子是改装过的，尖部包有防滑的布，加上用来划包的匕首，这两样是扒手的标配，那个手机的手机壳是粉色镶钻的，怎么看都不是他自己的。

应该是他刚用镊子偷了手机，就被人发现了，然后他掏出了匕首，给了自己脖子一刀。

周庸奇怪，问我他为什么自残。

我给他解释——这是扒手的一种惯用伎俩，一旦被抓，就自残或者吞刀片，目的是给警方办案造成威胁，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就是条人命。

很多时候警方为了人身安全，只能将嫌疑人释放。

扒手为了逃脱惩罚，常常自残  

周庸：“所以他是被警察抓了，然后自残的？”

我摇摇头：“抓他的人，应该不是警察。”

我刚才问了一圈，抓他那人没穿警服，也应该不是便衣——如果是警方的话，直接打120就得了，不需要在他自残之后走掉，避免解释不清。

应该也不是丢手机的人，因为偷来的手机放在地上没被拿走。

周庸：“那是谁抓的扒手？”

我说可能是民间反扒组织。

他们义务在扒手出没较多的地方进行反扒活动。但因为没有执法权，一旦扒手出现伤残情况，他们就得尽量避嫌——之前就曾有过扒手死亡，反扒志愿者被起诉，反扒组织被起诉的情况。

可能是他们的人抓到扒手后，见他自残，怕被倒打一耙，就走掉了。

因为这件事，这个反扒队解散了  

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决定找到那天在高铁站反扒的组织，然后采访他们一下，补充进火车站自残的素材里，一起卖给大媒体。

想查到北京民间反扒组织很简单，所有合法的社会组织团体，都必须在民政部门注册，反扒这种敏感的社会团体，监管肯定更严格。

我们在民政部的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了一下，然后按照联系方式挨个打过去，然后我们发现——所有的反扒组织，那天都没有反扒活动，让扒手自残的那个，不是他们的人。

民政部公布的社会组织查询方式

周庸挂了电话：“坏了徐哥，这下线索断了吧，当时你就应该跟着那扒手一起去医院，然后从他那入手，现在咱除了几张照片，什么也没有——这新闻也卖不上钱了！”

这事确实是我自负了，现在想找到那个自残的扒手，比开始就跟着要困难很多。

周庸问我还继不继续查。

我说当然：“起码得把我那张商务座赚回来！”

乞丐、小偷、黑帮都是分帮派划地盘的，像高铁站这种地方，肯定有个固定的盗窃团伙把持着——如果有外来的扒手抢地盘，轻的会被送到警察局，重的直接就剁手指，一般没有扒手敢在别人地盘作案。

想找到那个自残的扒手，需要找到高铁站的盗窃团伙。

扒手都是按地盘作案 

周庸点头：“那咱怎么找到盗窃团伙啊？”

我说刚才讲过一遍了：“扒手只在自己地盘作案，咱只要找到任何一个扒手，跟着他，就能找到团伙。”

扒手大概有三点共性

1、穿得相对少，随身携带书、报纸、杂志和小型手包等，用以掩护作案

2、喜欢东张西望，总是看别人的行李和财物

3、频繁走动，不站在或坐在固定的地方

我和周庸按照这个标准，在高铁站一直找到晚上——结果什么也没找着。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高铁站接着找，一上午一无所获，我俩在麦当劳买了两个巨无霸套餐，正吃着，忽然听见外面有一人大喊“我钱包被偷了！”

急忙放下吃一半的汉堡，走出麦当劳看了一眼——有一姑娘站在人群中，一边说着钱包丢了，一边四处观看。

周庸也跟着四处看：“扒手应该就在附近，徐哥你怎么不找呢，一直盯着人家姑娘看干嘛，她长得也不符合你审美啊？”

我说这人有问题——你钱包丢了，会站在人群里大喊，生怕贼不赶紧跑？

这是一种手段，大多数人听见有人喊“钱包被偷了”，都会摸一下自己的口袋，确认钱包和值钱的东西是否还在——这使扒手的工作就变的简单多了，因为摸口袋的人己经告诉扒手，钱包放在哪儿。

我们站在麦当劳的门口，假装聊天，盯着那喊钱包被偷了的姑娘，我背对着她，让周庸透过我的肩膀隐蔽的观察那姑娘，看她到底是不是扒手。

盯了一会，周庸看向我：“徐哥，我俩目光对上了两次，我觉得她好像发现我了。”

我急忙回头看，那姑娘手正放在自己上唇，来回抚摸，好像那里有胡子一样。

这姑娘肯定是扒手——她的动作是个暗语，当扒手发现便衣警察跟踪时，通常会做一个“八”字手势或摸一下上唇胡须，暗示同伙停止作案。

四处看了一眼，没发现她的同伙，我招呼周庸直接跟了上去，她已经发现我们，再躲也没有意义。

姑娘看我俩朝她走，转身就往地铁站的方向跑，我们在后面追她——高铁站人太多了，一分钟后，我俩失去了这姑娘的踪迹。

周庸：“艹，怎么搞啊，人跟丢了，而且估计整个盗窃团伙都知道注意咱俩了。”

我说是，看来又得换个方式了：“咱去找火车站的老炮。”

周庸问我什么意思，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在火车站，倒卖车票的黄牛一般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往往和车站的工作人员和“特殊群体”都有些关系。

火车站常见的黄牛有四种

1、扎蛤蟆：向旅客承诺自己能买到票，拿着旅客的钱为其跑腿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

2、扒皮：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就赚个转手差价

3、老炮：拥有多年倒票经历的黄牛会被叫成“老炮”

4、侃客：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的黄牛。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从其他黄牛手中买到，侃客的人多半会要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固定呆在一个火车站很多年的黄牛，会被叫做老炮，老炮对火车站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包括扒手。

周庸：“那咱怎么不一开始就找老炮，何必费这么大劲！”

我说主要是不爱和老炮打交道——这帮孙子就认钱，找他们问点什么都漫天要价。

在一楼找到个正向旅客兜售车票的黄牛，向他咨询这个车站的老炮在哪儿，他管我们要了二百块钱，带我们到了三楼的东方既白，找到窗边一个正在吃饭的蓝衬衫男子：“泽哥，这俩哥们找你。”

泽哥喝了口可乐，问我和周庸找他什么事。

我说想找高铁站盗窃团伙的“大师傅”聊一聊——和“丐帮”“黑社会”不一样的是，扒手都是师徒制，一个师傅教出一群徒弟，徒弟再各有教授。

扒手都是师徒传承

泽哥想了想，管我要一万块钱：“少一分都不用谈了。”

我让周庸用微信转给他后，他告诉了我一个地址：“这个团伙的祖师爷叫七爷，平时就跟这儿呆着。”

从高铁站出来后，我们叫了个车，让他沿马家堡东路向南开，在第一个红绿灯掉头，沿西罗园北路向东直行到第二个路口。

这里左拐后再开50米有一个澡堂，泽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高铁站扒手们的堂口。

这个澡堂两层高，灰色的墙皮因为常年被水浸泡脱落的很严重，门口挂了一块绿牌子，上边闪着LED的大字——弘宇大众浴池。

掀开门外挂的军绿色门帘，后面是一道满是雾气的玻璃门，贴着用红色胶纸粘了”欢迎光临“四个字。

推开门，正对面两米是女浴池的入口，门的左边是收银台，收银台紧挨着一个楼梯，楼梯下面的死角是一家mini理发店。

前台问我们散浴还是套票，周庸买了两89的套餐——搓澡、拔罐、修脚，赠送香皂一块。

澡堂 

交过钱后，老板从身后的棕色木质架子上拿了两双拖鞋和两把钥匙，我俩将换下的鞋递回给老板后向楼上男池子走去。

掀开印有”男“字的门帘后是更衣室，几个中年男人正麻利的褪下衣物，塞进写有编号的衣柜中，厅中间摆放的四个黑色泡沫凳被他们压出了屁股型。

脱了衣服，走进男澡堂，一个一米六左右的精瘦老头从池子里站起来，周庸小声问我：“这就是七爷吧？”

我说应该是——老头右手只有无名指和小指，另三根手指的地方，光秃秃一片。

七爷站起身后，一直盯着我们看，周庸：“徐哥，让一老头在澡堂子这么盯着看，感觉有点羞耻啊。”

我让他别扯犊子：“这浴池估计都是他们的人，你说话注意点，别一会咱俩出不去了。”

说话的时候，七爷从池子里迈出来，指了指桑拿房：“去那里边谈吧。”

跟着七爷进了桑拿房，他往火炭石上浇了盆水，我说七爷您好：“看来泽哥转头就把我们卖了。”

桑拿房里的火炭石 

他没接这茬，问我们是什么人。

我说是记者：“没想打听你们找光阴（偷东西）的事，就是想问问，前天跟高铁站自残那哥们，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想做个深度报道，主要就是谁抓的他，他为什么自残。”

他盯着我们看了一会，摇摇头：“那不是我的人。”

周庸说不是你的人，怎么敢在高铁站作案：“你们不是分地盘的么？”

七爷拿毛巾擦了把脸，说确实分：“那天我的人发现他不守规矩，在我们地盘偷东西，上前抓住他，想把他带回来，他忽然就给自己割喉了。”

我点点头：“那天抓住他的，是你的人？”

七爷说是：“他昨天出院，我让人把他带回来问了下——他是崇文门那片的扒手，说是有人给他塞了一万块，让他等电话，电话一来就在高铁站偷东西，故意被抓，并自残脱身。”

“那天我徒弟抓他的时候，他以为是警察，就立刻自残求脱身。”

我皱了皱眉，这事太奇怪了，雇佣一个别地区的扒手来高铁站偷东西，要求是故意被抓，并自残脱身。

这事只有一个解释——有人想要制造混乱，将高铁站的警力向自残的扒手集中，然后趁机做些什么！

我问七爷这两天高铁站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点点头：“这两天抓的特别严，我好几个徒弟都进去了，我托关系打听了一下，说是有人在高铁站丢了装有特别贵重物品的手榴弹（包）。”

我问他知不知道“贵重物品”是什么。

他说听说是一幅画：“傅抱石的，叫观山兽图。”

周庸忽然转头看我，我知道他什么意思——那天我们替他妈去参加的拍卖会上，有三幅傅抱石的画，除了替他妈拍下的山水图，丢的这幅画也在其中！

出了弘宇大众浴池，周庸问我还接不接着往下查了：“自残的事都搞清了，咱还继续么？”

我说当然继续：“赚外快的时候到了，这可是个大活。”

我们去了周庸他妈在望京的公司，拜托他妈跟拍卖会的主办方打声招呼，要到了那副画买家的联系方式。

要到电话后，我们打给了画的买家，说我们可能有他丢失的观山兽图的线索，而且可以帮忙找回，但需要一部分的佣金，问能不能见面聊。

他答应后，我们约了第二天，在北新桥地铁站西南口的等待戈多咖啡厅见面。

12月16日上午十一点，我和周庸在等待戈多见到了这个买家——一个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中年女人。

点了三杯柚子茶，她自我介绍了一下，说自己叫李苗，然后直接问我有什么线索。

我给她讲了一下我之前查到的：“你应该早就被盯上了，有人针对你特意设了一个局，雇人自残吸引高铁站的警务力量，然后趁机偷走你的画。”

她说不可能啊：“我这次回大连，根本没和别人说过，连我老公都不知道我买的哪天票。”

我说这个太简单了，网上购票的信息泄露问题很严重，你刚买完票，购票信息马上就可能被别人知道。

网上订票，很容易造成信息泄露 

周庸奇怪：“你为什么不坐飞机呢，安全还快。”

她说我有飞机恐惧症，宁可坐长途火车也不坐飞机。

许多明星也有飞机恐惧症，只能坐火车 

我点点头：“说回来，你那天拎了几个包？”

李苗想了想说三个，我问她都丢了么。

她摇摇头：“就装观山兽图的那个包丢了。”

有趣！李苗从没告诉过别人包里有什么，设计她的那个人，是怎么知道傅抱石的观山兽图在哪个包里，而且只偷走了那一个包的？

周庸也想到了这点：“徐哥，偷画不会有透视装备吧？”

我说应该不能，包的材质比较厚，我对便携的透视装备懂一点——那玩意最多能透视一下薄点的衣服，透视包是绝对不可能的。

透视眼镜只能透过比较薄的T恤

周庸：“那怎么回事？”

我说我想到一种可能，偷画的人虽然没有透视装备，但高铁站有啊——每个进高铁站的人，都得把包放在安检仪上过检，那个仪器能把包里的东西看的一清二楚。

安检仪里的画面

那个偷画的，可能是趁李苗过安检的时候，在安检员身后偷看了安检仪，知道了李苗是否随身携带了那副画，画在哪个包里。

我和周庸跟李苗去了高铁站，向管理人员申请查看了12月11日安检仪附近的监控，高铁站的工作人员知道李苗丢画的事，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我们一起看了当天安检仪附近的监控——在李苗过安检的时候，有一个穿红衣带红帽的义工，一直在安检员身后瞄着。

李苗看见他“啊”了一声：“我对这人有印象，那天我等车的时候，他还过来问我说需不需要帮拎行李，交十块钱可以提前上车。”

高铁站方面找来对接义工的工作人员，问他是否认识这个人，他看了一会，说有印象：“好像是几个月前的志愿者，最后退衣服的时候也没退。”

几个月前的志愿者，冒充现役小红帽，偷走了李苗的画

看完监控，李苗打电话给负责此案的警察，说明了情况。

警方很快从半年前的志愿者名单里，找到了这个人，并制定计划对他实施抓捕。

三天后，李苗打电话给我，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的是个艺术品盗窃团伙——他们专门盯着北京每年几次大拍卖会，从拍卖会工作人员手里购买竞拍成功的名单，然后再从票务网站购买近期订票信息，进行比对检索，看是否有人乘坐火车或高铁。

然后他们会在当天盯梢买家，通过安检仪判断是否携带珍贵艺术品，制造混乱趁机下手。

李苗拍下的那副观山兽图，已经被他们出手了，但她还是兑现了承诺，给我打过来十万块钱。

收到十万块钱的佣金后，我把这次调查的素材整理一遍，委托田静寻找媒体卖掉，然后叫上周庸晚上去工体喝酒，庆祝一下。

晚上在工体的唐会酒吧，我和周庸喝酒聊天，他忽然问我：“唉，徐哥，你不回哈尔滨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婚礼是不是都结束了！”

我说卧槽，给忘了。

周庸：“肯定有人背后说你不仗义了。”

我说没事：“回头补上，反正这次赚得多，多随点份子钱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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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分周庸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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