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汪启明主编《中国地方志方言资料总目》出版

《中国地方志方言资料总目》是我国1192年至2015年县级以上新旧地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总汇目录。本书辑录的方言范围包括大方言区下的官话和非官话，也包括仅通用于个别城镇的土语；辑录的具体内容包括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辑录的资料主要来自方言专志，新旧地方志中专设的与方言有关的卷次，以及散见于风俗和舆地等篇中的方言资料。本书的排序以2015年我国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中的地名为准，分上下编，上编辑录旧志中的方言资料，按照志书名、编撰者、版本、卷次排序；下编辑录新志中的方言资料，按照志书名、编撰者、篇章（含页码）、出版者和出版年份排序。本书的出版为中国古代语言学、语音学、文字学、方言学等的研究检索提供了便利。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九届、十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香港）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郭沫若学会常务理事；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辑录、整理及数字化工程”首席专家；专著《中上古蜀语考论》获第十八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一等奖；《考据学论稿》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四川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二等奖；主持科研项目 3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8 项，出版著作 30 余种，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

九十年前，傅斯年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提出了“傅斯年之问”：“为甚么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以后，不能随时发展，到了现在这样落后呢？”随即解释了三个缘由：（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这三条中，有两条与语言研究的材料相关。傅斯年批评当时学界对中国的语言学材料，“坐看他毁坏亡失”，“被欧州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1]。这对我们当下是一个警醒：九十五年后，我们今天语言研究的材料工作，较之其他学科，是进步了，还是有所欠缺？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汉语方言史，是材料问题，还是理论问题？抑或二者兼有之？

我们既要看到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长足进步，也要看到存在的严重不足。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理论建设贡献不足。适合汉语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缺位，研究理论多为“舶来品”，沿袭上世纪初取外来理论体系“装”中国材料的学术路径。国外学者著述引中国人的少，中国学者研究引外国人观点的多，理论传输逆差现象明显。二是对社会贡献不足。学界为研究而研究现象较多，与社会发展实际脱节；材料梳理与特点描写多于普遍理论的概括和发展规律的归纳，不能为社会和学界所用、所认同。三是对相邻学科贡献不足。语言学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来解决问题的不少，但很少见到其他学科，远的如生物、物理、民族、人类，近的如历史、地理、哲学甚至于文学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当今语言学界，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新概念层出不穷，如语言工程、语言社区、语言类型学、语言联盟、汉语推广、语言接触、语法化等；虽然有学者采用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域外文献等“新材料”研究语言学，但还不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这些材料数量相当有限。除了上述三个突出的问题外，还存在一些观念问题，如研究语言即研究方言[2]，二者同等重要；如新旧方志中的方言是一种语言研究“新材料”等，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西汉扬雄以来，历代的语言学者都重视雅言而疏于方言。方言和雅言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两轮，不可偏废。从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上讲，搜集、整理、保护、研究汉语方言，是对子孙负责，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负责的一件大事，是民族语言发展、历史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语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汉语方言研究是我国语言工程、语保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的多样性。从研究对象来讲，语言研究不能只重视共性，而忽略个性；同样，研究语言不能忽略方言，更不能忽略历代文献，尤其是现代文献中记录的方言。

方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域性。地域属于空间，而空间存在于时间之中。语言在时间的延续中既有统一，也有分化。统一则为通语，分化则为方言。我国目前不多的几部汉语史（如王力《汉语史稿》、向熹《简明汉语史》）也不包括汉语方言发展的内容。就古代方言而言，由于材料的缺失，除扬雄、许慎、郭璞等极少数人外，数量、质量和研究都非常不足。尽管有些学者或为证古，或为正俗，或出于猎奇，或为了解释某个字义，他们的著作中记录了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夹杂于注释、字书或笔记中，零星分散，“文献不足征”。就现代而言，汉语方言的材料散见于各类文献中，很难有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材料供研究者使用。虽然有方言调查报告和方言类辞书，但这类资料不仅本身有一些问题（如汉语方言分区[3]），相对汪洋大海般的方言来讲，也只是九牛一毛。

我曾在《汉语文献文献学及研究》《方言研究大有可为》《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再思》[4]等文中力倡建立“文献方言学”，作为文献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这如同“语言考古学”，需要坐得住，静得心，下得力，忌浮躁，从不同的角度系统清理海量的方言材料，以大量的语料作为基础，建立可检索的数据库，进而才有可能进行大数据时代的方言研究。

近年来，方言研究渐成“显学”，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对方言研究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加大。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为例，如下表：

不难看出，重视方言研究，正在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共识。

这里我们再谈谈汉语方言研究中的一种“新材料”，即方志方言材料问题。

中国地方志是历代文献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部分。我国方志体量巨大，从方志“不祧之祖”《华阳国志》算起，旧方志8万多种，超过古籍的1/10；1980年、2006年两轮修志，新方志已达2.7万部，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统计，则超过5万部、数百亿字，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5]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这些方志中包含着大量可贵的史料，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其中很多是不见其他记载的”，“方志中不少材料不见于正史及其他史籍，因此成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根据”。[6]据此，地方志中的方言可以算是研究汉语及方言的“新材料”。

我们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用“方言”作为关键词查询篇名，搜得29648个结果；以“方志”作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搜索，仅命中30篇。[7]除方志编纂方面的成果，语言研究方面重要的有崔荣昌《编地方志中有关方言志的几个问题》（1986）、张振兴《闽西地区的方志与方言研究》（1986）、《编写方言志的若干问题》（1987）、王笑《试论方志中的潮汕方言研究》（1987）、肖娅曼《四川方言志语音编写中存在的问题》（2002）、何茂活《河西方志方言章误用“方言同音字”类举》、莫超《〈秦音〉及清代方志中的甘肃方言》（2008）、《近代西北方志方言文献中的代词》（2011）、《近代西北方志方言文献中的“语助词”》（2012）、贡贵训《安徽省地方志方言部分指瑕》（2009）、钱毅《地方志所见吴语方音考略》（2011）、王令《〈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中方言词考释六则》、夏远鸣《明清广东方志中有关客家方言的记载》（2013）、向学春《论地方志的方言学价值—— 以四川方志为例》、李蓝等《〈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试析》（2017）、杨小平和王瑞赟《〈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方言词考证》、吴海蓉《〈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方言词考释》（2017）、赵律彦《清代靖州方志方言篇整理与研究》（2020）、杨彦智《方志方言词汇整理与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2022）、王宝红《清代民国陕西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概说》等。但整体而言，与浩如烟海的方志方言材料相比，方志方言方面的研究“寥若星辰”，无论是材料、成果都还很不足，更谈不上数字化工程的开展。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些方言材料散见于汪洋大海般的旧志和新志中；方志内部，方言材料的分布和体例非常零乱，这给语言学工作者的利用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已有极大改观。除了华学诚总主编、曹小云整理《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2021）、李蓝《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2021）两部巨著将旧志“一网打尽”，为学界提供了可靠而全面的材料外，依托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辑录、整理和数字化工程”（15ZDB107），从10余万部新、旧方志中，辑得含有方言资料的方志3 176部，印刷300余册，将方言词语130余万条，语音、语法等5 000余面录入计算机，建立了可全息检索的数据库。还陆续推出了一批初步的成果，如黄沙《陕西省方志中的方言词研究》（2018）、顾洁《江苏方志中的方言词研究》（2018）、李思琪《湖北方志方言词研究》（2019）、马冲《安徽方志方言词研究》（2020）、谢超《浙江方志所录方言词研究》（2020）、《试析浙江方言亲属称谓—— 以〈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为例》、罗丹《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2020）、崔倩《河南方志方言资料中的变韵研究》（2020）、杨娟《贵州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2020）、李雨涵《巴蜀方志中的方言语音研究》（2021）、翁培《海南方志方言词研究》、刘晓玥《湖北方志方言语音研究》（2022）、田膂《京津冀方志方言词研究》（2022）、蒋维《基于语言接触的东北方志方言词研究》（2022）、《接触语言学视角下的东北方志方言研究》（2022）、于潇怡《山东方志方言词研究》（2023）、《波多野太郎〈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索引疏失补证—— 以山东部分为例》（2020）、孙泽仙《台湾方志中海洋文化类方言词汇及其词义的隐喻引申》（2017）、金玉卓《〈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方言词考释》（2020）等。这些成果，都还有待完善，但荜路蓝缕，殊为不易，希冀作为引玉之砖，引起更多的学者重视起来、加入进来。

在方言入志的编纂方面，方志学理论界做了相当多的探索。我国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指出：“方言入志，议发于刘子玄。方志之中，陆陇其之《灵寿县志》始实行之。”[8]我国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若谣歌、谚语、巷说、街谈等资料，无类目可归纳者，如确有可观，应允许纳入。[9]黎锦熙先生在《方志今议》中，将方言风谣志独立，下列方言、方音系统、谚语、通俗文艺等子目。他认为，“旧方志多附庸于风俗，实则方言早已蔚为大国，即风谣为通俗文艺，亦以言语为精神，非仅方俗之表征也，今故合为一篇”[10]。这一点上，方志学界走在了前面，语言学界介入还很不够，这主要缘于对其语言学价值认识不够。事实上，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方志的性质和编者水平参差三方面因素，决定了它必然蕴含着那个时代的语言和方言材料的先天不足，存在种种的缺陷，但于语言研究而言，它却有着特殊的价值。哪怕是作为对象进行考证，也是重要的语言研究内容。

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方志方言材料可以有这样一些价值。

一是新语料价值。语料是一切语言研究的基础。有好的语料，不一定有好的成果；没有好的语料，就一定不会有好的成果；没有斟别好语料，如用了伪书语料，得出的结论反而有害。傅斯年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材料与问题相因而生，以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历代方志本身是一种重要的语料，其中又包括大量的方言材料；新方志编纂更重视方言入志，每省都有数量不菲的方言志或方志的方言卷，是我们研究汉语的“新材料”，更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方志方言材料的利用可以极大扩展我们的“语料”观。但是，方言材料入志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大、名目多、分布散，不够严谨，要从总体上把握非常困难。据统计，仅江苏一省即有旧志1170种，新志2 000余部，含方言词目120 535条，而山东一省，方志方言词更是达到惊人的213 584条！这些词条又散见不同篇目。这就是我们很少见到以方志语料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也很少见到利用方志所载方言材料进行研究的原因。在这方面，国外较之国内学术界更为重视。例如最早、最重要的两部工具书：日本的波多野太郎的《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太田斋的《新编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志目录》。

这里还要避免一个误区，即认为只有地下出土的材料才是新材料。王国维称“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时代”，列举了五大发现：殷墟甲骨文字、汉简、敦煌文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古代中亚民族遗文。其中不尽为地下出土的文献。因此这里也要说明，有些材料虽然人们习见，但在研究中却熟识无睹，没有人用或很少有人使用，那么，这当然也是一种新材料。诚如陈寅恪所言：“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11]方志方言材料可做如是观。

方志方言资料作为新材料，能解决旧问题。有些多年争论的学术疑难，可因方志方言材料而得解决。例如“湖广填四川”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学界争议很大。但如果我们把《麻城县志》的“方言”部分与现代四川话对比，十之八九相同，可得一证。有时研究方法与视角不变，利用方志语料也可以发现新的问题。例如，莫友芝编撰“天下第一府志”《遵义府志》，将明代李实《蜀语》尽行采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州府志》又从《遵义府志》中摘录大量方言材料。除了雍正以前行政区划归四川，还应该有别的原因，值得深究。

二是共时比较价值。方志里记载的方言词，有其优点也有不足。优点在于本地人或本地生活的人记本地方言，较为准确、全面而细致；不足在于，由于编志者水平不一，无论记录词形、词义、词音，都有差强人意的地方。梁启超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语于著作之林。”[12]如，方志普遍采用同音代替，用字未尽准确；记音用汉字，表音不尽可靠；但是，我们在进行方言调查、编写方言词典、进行语言描写与接触研究时，却是不可多得的参照。既然汉藏语同源词、少数民族语言借词、佛经翻译词、相邻方言或不相邻方言之间都可以拿来做比较研究，那么方志里边的方言材料则应有更大的价值。如新疆、宁夏方志记载，由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语言上除使用汉语外，在词汇上继承先民留下来的一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回族经堂语，形成了具有回族特色且独有的专用汉语词汇，部分借词还是用未统一规范的汉字书写。这对于我们研究宗教文化对汉语词汇影响以及民族接触与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本《海城县志》卷七：“教师曰师傅，回曰阿訇。”《汉语方言大词典》：“阿訇，回民对教师、教授的称呼。”《说文解字》：“訇，騃言声。从言，匀省声。汉中西城有訇乡。又读若玄。，籀文不省。”段注：“訇，骇言声。骇各本作騃。依《韵会》订。此本义也。引伸为匉訇大声。”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洞天石扉，訇然中开。”訇，形容大声。《汉书·司马相如传》：“砰磅訇礚。”颜师古曰：“皆水流鼓怒之声。”“訇”是记音汉字，还是字义的变化？据著名已故回族学者杨志玖考证，[13]斯坦嘎斯《综合波英字典》（1930版）中有AYKhun一词，即汉文“阿訇”所译的本字。释义为：东方基督教主教。“东方基督教”即明代之前中国境内的“景教”，也作大秦景教（大秦即古波斯）、波斯教或波斯景教，大秦教于5世纪形成于波斯。回族的来源地大多数是波斯语地区，元代三种官方语言为蒙语、汉语和波斯语，并且当时波斯语被汉语社会称为“回回语言”。明中期以后，回族人完成汉语化进程，许多常用的波斯语词汇就被保留了下来。这样就解释了方言词语的来源。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方志方言材料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它既有历时的沉淀，又有相邻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甚至外语的影响，时空交错。特别是方志撰写者水平不一，多数不是语言学专业工作者；撰写时所用的注音、释义不尽准确、规范，不同的方志采用的标音工具也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记录方言词的汉字往往只是书写形式，与所记录的词义相差甚远，导致研究中不仅不能“求诸形”，而且也不能“求诸声”。当然，这些问题，其他方言材料如方言调查报告等，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同一区域的被调查者不同，记录者不同，调查工具不同，转写者不同，也会同样地存在所谓“均质性”问题。但通过既有成果，如方言研究论著、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地图、方言辞典和综合志、方言志方言材料进行比较，可以使学界对于语言，尤其是方言面貌的认知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些调整有些是局部的，有些是全局的。例如我们会认识到方言差异的多样性问题，不完全是客观的，有人为的因素影响；方言的差异绝不是某个重要的特征，如语序的倒置与否，某种特殊的标记，或某条重要的同言线所能概括。

三是历时比较价值。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古代的雅言到后代变为方言，古代的方言既可以在后代变成雅言，也可保留方言的性质，还可以由此地方言变为另外地方的方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样的变化错综复杂，层叠交集。方言具有存古的性质，可以把原始语音等保存下来，在方志方言材料中体现很明显。现代西南官话有[pʰjɛ213]这个词，1931年《南川县志》：“鄙，就一国言，边邑曰鄙；就一邑言，边境曰鄙。鄙之人物必粗野不美，引申凡物不好皆曰鄙。土音转为劈字去声，遂不得其字。”这样的解释，有本字，有借字；有古音，有转音；有本义，有引申，还隐含了这个词的古代文献来源。我们在现代方言的调查中，发现不少有音无字，有语音形式汉语普通话没有或不能拼合的音节。如西南官话有[-ia]和唇音相拼的词，也能发出这样的音，但普通话却并没有这样的音节，也写不出来字。这当为前鼻音的转音，[pia42]实际上是[pjæn42]，《南川县志》就收了这一条：“物形不圆曰扁，扁者团之对。土音全移，遂不得其字。”“扁嘴”这个词的形音义我们就都解决了。可见，方志方言材料宝贵，不仅因为它的数量大，而且还因为不见于其他文献。现在虽有全国性的以省为范围的方言调查报告，但毕竟只是反映了森林而不是树木。我们在研究中运用的时候，也显得捉襟见肘，处处例外。此外，方志一般十五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方志中随时可能加入新的材料，使语音、词汇、语法演变中的断裂现象得以续接，这也是方志方言材料在解决疑难问题时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势。

四是文献学价值。方志本身是一种文献语言，方志中搜集的方言材料则是当时口语的实录，散见各地各书，名目多、分布散，有的在“风俗”，有的在“地理”，有的在“边疆”；质量不平衡、体例不规范，撰写不严谨、术语不统一，编排混乱，翻检不易。方志方言材料的散见严重妨碍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但是，我们在大数据时代做材料搜集，有着与清人相较优良得多的条件。全国的藏书可以足不出户得到，带有单字、单词、单句检索功能的文献不断出现；大量的PDF版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读原著”的可能；在新技术条件下，把方志方言材料集中起来建立语料库也有了可能。如果说，以《尔雅》《方言》《说文》《释名》为代表，汉代在大一统条件下为文献语言研究做出了第一等的成就，清人在异族统治条件下，形成了汉语研究的第二个高峰，那么，今天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具备了形成汉语研究第三个高峰的客观条件。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图书资料难查、难得的问题正日益得到缓解。早日将方志方言材料“集中”，做成类似于电子类书、电子丛书性质的方志方言材料大型语料库，可以为中国历史上语言研究第三高峰的形成究提供宝贵的利器，甚至引起汉语研究的方法、路径、工具的重大变化。

五是跨学科研究价值。傅斯年时代，语言学已经和生物发生学、环境学、动植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等语言外的学科嫁接。方志属于历史学，方言属于语言学，又与地理学密切相关。三个界面的结合部，就是方志方言材料的所在。这样，只要研究方志方言，就是跨学科的维度。这还不包括对相邻的学科如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的支持。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让语言学者有机会从其他学科的立场思考语言学问题。随着电脑、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普及，打破学科壁垒是未来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现代知识生产采用跨学科研究，可以激活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把静止的知识分类和处理知识的单一方式推向人类精神活动的更高层次，使得那些在单一学科框架内被绝对化的知识在更复杂的框架中被重新认识，也使得那些依靠单一学科框架才能保持垄断优势的伪知识被质疑和推敲。以方言分区为例，我们可以通过制作数据库，寻找同音线或同言线，根据频次确定特征词，根据动态数据库的发展与完善，完成用计算机划分的方志方言分区，这在准确性和效度上是人工不能比拟的。我们说，近年来的语言研究有“三个不足”，方志方言材料正好就是解决这三个不足的语料标本，是文献方言学的“试验田”。

西方人做学问，在形式上先有体系；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从材料出发。因此我们从傅斯年的话引申开来，可以说“语言学其实也不过是语料学”。古人研究，讲究才、学、识，要求博览群书，厚积薄发。但两千年以来，汉学宋学，师法家法，总在一群特定的文献，又主要是经书里淘。方志方言虽有研究，但凤毛麟角。因此今天有关方志方言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一些论述多是泛泛而谈，既不深入，也还谈不上系统。史学大师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14]用王国维的话反推，有新材料出，就必有新问题，有新问题，就有新方法，研究的人多，问题也越多，理论、方法、路径随时代的延续而随之体系化。因此，在文献方言学下设立方志方言学，作为中国方言学因新材料而开拓的新领域、新学问，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要之，方志方言材料还是一大片未开垦的荒地，可以从中源源不断找到新课题、新材料、新理论和新视角，如能撮成一编，使学者能真正做到“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握六艺之铃键，廓九流之潭奥”，“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渊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5]。相应地，如果方言面貌和内部结构的多样化得到认知，那么相应的语言学理论知识也会改写，甚或有些已有的结论也会发生动摇，并为汉语方言史、汉语史、语言学术史“重写”提供可能，大大影响语言学的研究视角。

“学术为天下公器”。我们对方志所载汉语方言材料的做了全面辑录和整理，已经完成一部涵盖方言词语、成语、谚语、方言读音、口语用例、文献佐证等在内的一部方言词汇集。在此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建立一个贯通古今、囊括各地的方志方言动态数据库，对所有公众开放。这可以让海内外的汉语学习者、研究者，语言政策的制订者无翻检之累，有筌蹄之功，“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绝遐异域之语”，为建设科学而完备的汉语史、汉语方言史，保存历代和现代汉语方言材料，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汉语理论系统建设奠定基础。

（本文刊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18年117期（页36-页42），署名汪启明、史维生，收入本书有改动）

注释：

[4] 汪启明. 汉语文献文献学及研究[J]. 中国语言学，2010(4)；汪启明. 方言研究大有可为[N]. 光明日报，2016-4-3(7)；汪启明. 汉语文献方言及研究再思[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2-7(1).

[5] 《中国地方志》编辑部. 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多年辉煌成就[J]. 中国地方志，2006(4)：18.

[6] 谭其骧. 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C].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北京：中华书局，1984：11-12.

[7] 检索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

[8] 傅振伦. 刘知己之史学[M]. 北京：景山书社，1931：112.

[9] 高国抗. 章学诚方志论文选注[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7.

[10] 黎锦熙，甘鹏云. 方志学两种[M]. 长沙：岳麓书社，1984：118-124.

[11]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6.

[12] 杨志玖. 阿訇的由来[J]. 回教青年，1948年还都第4号.

[13] 杨志玖. 阿訇的由来[J]. 回教青年，1948年还都第4号.

[14] 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J]. 学术，19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