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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33:第十章 子瞻何罪

钱壮为 劲草知风 2021-06-15

第十章  子瞻何罪

3


苏轼被逮捕后,苏家老小赶紧乘船,随后赶往京城。御史台差役在路上登船搜查,查抄往来书信手札。女人孩子受到极大惊吓,待差役们走后,女人们恼恨文字惹祸,将苏轼手稿付之一炬。后来苏轼检视,残存的手稿不到三分之一。



苏轼的供述写完了,下面就是等待裁决,是“托物讥讽”,还是“藐视君父”,完全在于皇帝心胸。在狱中,狱卒对他很是友善,晚上甚至给他打洗脚水。儿子苏迈每天给苏轼送饭,也没受到刁难。苏轼和儿子约定,正常情况下只送肉和蔬菜,假如有不利消息,则送鱼。谁知有一天苏迈因家中缺钱而去城外借贷,只好委托一个亲戚送饭,忘了告诉这位亲戚其中的玄机。这位亲戚看到连续的肉食蔬菜,别出心裁搞了一条鲤鱼。苏轼见到后,大惊失色,这是要处死的信号!



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这是宋太祖定下的规矩。想不到这条规矩却是因自己而破。说什么致君尧舜上,说什么与兄弟风雨对床眠,一切都在瞬间化为乌有。苏轼万念俱灰,给苏辙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再结来生未了因。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

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

不得一别子由。

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他委托狱卒梁成把两首诗交给苏辙。苏辙机敏,读后对梁成说,诗稿我不能带走,按律法犯人的手迹只能上交,我还是还给你吧。狱卒于是将两首诗交与上峰——苏辙的设想是,诗稿最终会落到宋神宗手中。这两首诗写的如此凄惨,希望宋神宗看后大发慈悲,赦免苏轼。



苏轼被捕的第二天,苏辙就上书皇帝,在这篇《为兄轼下狱上书》中,通篇充斥着臣罪当诛、赦其万死、洗心改过、粉骨报效之类的磕头求饶话。世间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皇帝最大的功课就是甄别臣子的忠与不忠,为了让皇帝相信自己是大大的忠良,就得在文字中反复表示自己朝乾夕惕,忠贞不二,忠心耿耿,忠字当头。任何摆资格、摆功劳的言辞都无济于事,也许反而招致皇帝冲天一怒,惟有高呼饶命,才是文章的核心。果然,苏辙在最后说,请求皇帝解除我的官职,不敢妄想减兄之罪,只求饶他一命。

张方平的上书却让苏轼后来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在上书中,举了好几个案例,来说明凡是人才都有缺点,明君自然会容忍他们的缺点,使他们尽忠王室。张方平说:“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这话将诗歌功能说得一清二楚,明确告诉皇帝,反对因诗文而处罚士大夫,反对颠覆诗歌讽谏功能的文学传统。


张方平这时已经七十三岁,早已退休,在南京养老,他只能通过地方官府呈报自己的意见。但地方官不敢接受,只好让儿子到京城的登闻鼓院(类似今天的信访局)去投送。结果他儿子到登闻鼓院后,在门外逡巡好久,没敢进呈,又带着回去了。苏轼后来见到这篇上书,庆幸没有让皇帝看到。这时候最佳方式就是摇尾乞怜,大谈苏轼是什么天下奇才,反倒会让皇帝生气,加重其罪。



事实也正是如此,苏轼被捕以后,朝廷大臣普遍认为,苏轼被处以重刑甚至处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敢说话的不多,除了上面两人,七十二岁的老臣范镇,还有吴充、章惇、王安礼也纷纷利用各种场合,为苏轼求情。


 吴充此时是宰相,一次问神宗:“魏武帝曹操这个人怎么样?”

神宗说:“何足道。”

吴充说:“皇上说的对,曹操向来猜忌。但是他都能容得下一个祢衡,陛下难道还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祢衡看不起曹操,曹操为了羞辱他,就让他充当宴会时的鼓手,结果祢衡赤身裸体,击鼓骂曹,反把曹操骂个狗血喷头。就是这样,曹操也没有杀他,而是将他送给了刘表;到荆州继续骂,刘表也不敢杀他,将他送给了黄祖;祢衡当然脾性不改,结果被黄祖杀了。黄祖杀了祢衡以后,发现自己成了傻瓜,赶紧又是厚葬又是超度,结果名声还是臭了。


神宗赶紧说:“朕并没有杀掉苏轼之意,只是想澄清是非,很快就会放了他。”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向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谪人,小心后世说皇帝您不能容才。神宗反倒提醒王安礼,出去不要这样说,小心被人抓住把柄,因苏轼而害你!


苏轼的好友章惇向来是个敢做敢当的家伙,他此时是翰林学士,说的比谁都直接:苏轼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三岁中直言极谏科,仁宗皇帝以为是一代之宝。今日反深陷囹圄,恐怕后世会说皇上喜欢听阿谀之言,不喜逆耳忠言啊!


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有话传给神宗:“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几乎是七位替苏轼求情者的结语,据说在宋神宗那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也有落井下石的人。同属宰相的王珪,就是那个文章锦绣的老油条,对神宗说,苏轼的确有不臣之心,皇上看他有这样一首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陛下是飞龙在天,苏轼反倒说皇上是蛰龙,这岂是臣子该说的?

神宗说,苏轼是咏桧树而已,干朕何事?

章惇在一旁说,写龙未必就是指人君,臣子也可以称龙。孔明就称卧龙么。

王珪说,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说,舒亶的唾沫你也能吃啊?!

章惇退下后愤怒地对人说:“竟然还有这样害人的家伙!”



苏轼在狱中受了一场惊吓,送鱼的误会当然不久之后就消除了,供状都写完了,每天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别无他事。一天晚上正要就寝,牢门突然打开,进来一人,带着一个小箱子。来人也不说话,把箱箧枕在头下,倒头就睡。苏轼也没理会,很快进入梦乡。大约过了四更,苏轼感觉来人轻摇他的肩膀说:“恭喜学士。”苏轼迷迷糊糊地问:“你说什么?”来人说:“您安心就寝吧。”拎着小箱子出去了。原来此人是宋神宗派来的太监。俗话说做贼心虚,心里有鬼,肯定晚上睡不着;苏轼鼾声如雷,可见心地无非,敞亮得很,至少在宋神宗心里,忤逆君父的大不敬罪名,是不成立的了。


这个记载太离奇,简直像小说。不过苏轼在十年以后给朝廷的上表中,特意提到神宗派人到监狱中安抚,看起来确有其事。


宋神宗的祖母,就是太皇太后曹老太太,这时候病危。神宗前去探望,说想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曹太后说,不必尽赦凶徒,赦免苏轼一个人就够了。当年仁宗皇帝在苏轼和苏辙中制科考试后,回到后宫亲口对我说,为后世子孙选了两个宰相,这样的人怎么能杀掉呢?

不久曹太后病逝,神宗宣布大赦天下,苏轼自然也要从轻发落。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判决,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另有三十多人受到本案牵连,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往来过密,收到谤讪诗文亦多,事发后为苏轼通风报信,泄露朝廷机密,被撤销官职爵位;苏辙被贬筠州(江西高安)监酒;王巩因与苏轼宴集时泄露禁中机密,被贬宾州(广西宾阳);其他涉及唱和诗文的有二十二人,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李常、孙觉、陈襄、黄庭坚各罚铜二十斤。

乌台诗案的过程就是这些,情节固然曲折,人物命运让人牵挂。可是如果就此结束本章,那不过是开了一次故事会,因此有必要再唠叨几句。


乌台诗案昭示了《诗经》托物讥讽传统的崩溃。在印刷术大发展、传媒开始发达的年代,政治与文学只能进一步分野。文学不再是经国之大业,政治却可以要求文以载道。文学获得独立地位,还得等到900年后的新文化运动。

乌台诗案是一次小人的狂欢。它并不是改革派对保守派的一次清算,但是却起到了政治斗争无法起到的效果。它对士林人心的伤害无可估量,几年后司马光还朝,旧党掌权,需要出的最大一口气就是驱逐“小人”,此后新党旧党之间、旧党内部之间意气之争不断,开启了无止无休的撕扯模式。

乌台诗案是北宋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标志性事件。原本是监督宰执的台谏系统,从此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谁控制了台谏系统,谁就不但掌控了舆论,而且掌控了司法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权臣奸臣,是必然的结局。


乌台诗案的幽灵甚至徘徊到苏轼逝世二十年以后。蔡京专权后,分三批圈定所谓守旧派309名黑名单,立元祐党人碑,刻司马光、苏轼、苏辙甚至章惇等人于其上。他们的后代不许做官,他们的著作不许刊行,而且不许私藏。靖康元年(1126),金兵包围开封,北宋朝廷慌忙议和,金兵得到满足后撤军。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就在金兵撤军前四天,朝廷作出了两项决策。第一个是贬谪蔡京、童贯。这两人一个是宰相,管内政外交;一个是枢密使,管军事。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朝野将怒气撒在这两个奸相权臣头上,是顺理成章的事。蔡京被贬儋州,走到途中没人卖给他吃的,饿死了;童贯被贬的更远,是海南三亚,走到途中又被朝廷杀了。第二个决策让人大跌眼镜:朝廷宣布解禁元祐党人。在黑云压城的紧要关头,朝廷不去研究战事、布置防御,反而去翻历史旧账,不由得让人觉得奇怪。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朝廷此时急需凝聚人心,安抚那些伤痕累累的士大夫,以期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但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猪身子都掉井里了,剩个猪尾巴,谁还能拽得住?金兵撤走以后,很快卷土重来。宋徽宗这个艺术上的巨人、这个政治上的矮子,和他儿子一起被金兵俘虏,北宋灭亡。


赵佶啊,赵佶,你早干嘛去了?!


(本章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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