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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23:第七章 天怒人怨

钱壮为 劲草知风 2021-06-15

第七章  天怒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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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朝廷的执政格局是,韩绛为宰相,冯京、吕惠卿为副宰相。宋神宗暂停新法,吕惠卿、邓绾等人痛哭流涕,劝皇帝不能废除新政,神宗也舍不得放弃新法,于是不久又全部恢复。



郑侠得知新法根基仍然牢固,他虽已被贬,仍然再次发难。不知道他采取了什么途径,竟然又呈给皇帝一个画册,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绘制唐朝魏征、姚崇、李林甫、卢杞等人像,同时在上书中说:“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独冯京时立异与之校。请罢黜吕惠卿,进用冯京。”将吕惠卿比作祸乱唐朝的奸臣李林甫、卢杞。



韩绛与吕惠卿都属变法派,韩绛号称“传法沙门”,人称唯王安石马首是瞻;吕惠卿号称“护法善神”,从外号就能看出,吕惠卿是个干才。


吕惠卿的确极富才干。他是苏轼的同年进士,福建泉州人,他的家乡与苏轼家乡一样,以不读书为耻。嘉佑二年进士中,福建人占四分之一以上。与苏轼一样,吕惠卿受到欧阳修的奖掖与推荐,新法实行以后,吕惠卿长期在王安石手下工作,很多新法的条文全都出自吕惠卿之手,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郑侠这样的小人物,能够屡次发难,不但致使王安石罢相,如今仍然冲新法开炮,这引起了吕惠卿的警惕。



吕惠卿仔细研究了郑侠案始末,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流民图虽然令皇帝震撼,形式固然也很新颖,但所绘内容朝臣都看得见,并无异常;而郑侠上书中的言辞,多涉及朝廷秘事,这得是接近朝廷中枢机要岗位的人才能知晓,没有人帮助,郑侠无法完成这篇奏疏。于是吕惠卿相信,郑侠只是个受人指使的小卒而已。


很快,吕惠卿授意御史的秘密调查有了结果:副宰相冯京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有重大嫌疑。原来如此,一切都极其符合逻辑!

冯京年轻时是个学霸,他在解试、省试、殿试中均拔得头筹,即所谓连中三元,宋朝三百年间,只有四人做到。考场里是高手,不见得职场能力强。冯京政见和政绩都不算突出,但他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虽然反对变法,但见解不激不厉,与王安石相处也比较融洽,宋神宗对他的评价是稳与弱,两个字把优缺点说的非常清楚明白。如今王安石刚刚去职,冯京就在背后搞小动作,吕惠卿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御史章琥马上弹劾冯京,说他结交小人,祸乱朝政。神宗如同诘问王安石一样,问冯京:“卿识侠否?”冯京回答:“素不相识。”

御史坚称,郑侠上书中所说的机密事宜,必是冯京与王安国透露,指使冯京向新法发难。

冯京要求将郑侠召回当堂对质。这时候郑侠已经在前往贬所途中,御史舒亶在半路上截获郑侠,把他随身所带物品全部查封。除了朋友所赠银两,还有一些文件,有历代名臣奏疏,也有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反对新法的文书。

实际上这些文书是一个朋友所赠,这朋友是个御史,为的是便于郑侠起草上皇帝书,与冯京并无干系。但冯京对郑侠上书的行为曾经表示赞赏,也派人资助其钱粮,有了这样一点点瓜葛,吕惠卿抓住不放,不依不饶。宋神宗无奈,将冯京贬为知亳州。



另一个嫌疑人是王安国。他是王安石的弟弟,可是历来反对新法,与吕惠卿的关系更是极差,曾多次对兄长说吕惠卿心术不正,不要被吕惠卿所误。一次王安石读到晏殊声色绮糜的词,笑道:“作宰相的人,怎么也写这样的词呢?”王安国说:“他不过是一时兴起,当做业余消遣而已,他的事业显然比这雄阔。”吕惠卿在旁边插嘴附和王安石:“既然当了宰相,首先应该放下郑声。”《诗经》中的《郑风》,多描写男女爱情,后世的道学家以为是靡靡之音。王安国冷冷地说:“放郑声?不如先远佞人。”这是公然把吕惠卿当成“佞人”了。



苏轼,文与可字说

如今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决定借郑侠案扳倒王安国。郑侠上流民图以后,有一次路遇王安国。王安国说:“家兄为政,必使天下共怨怒。你虽然能上书皇帝,但是你人微言轻,想要流传天下,还得靠我。”王安国提出索要郑侠上书的草稿,以传布天下。郑侠说已经烧了,显然这是出于保护王安国的好心。就这样两句对话,在郑侠被押解回京后,也全部被拷问出来。于是王安国被免职,撵回老家去了。刚烈的王安国受不了这等打击,回到老家一年后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七岁。王安石得知此事,无比悲痛,经常手抄王安国的一首小词遣怀:

留春不住,

费尽莺儿语。

满地残红宫锦污。

昨夜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

晓来思绕天涯。

不肯画堂朱户,

春风自在梨花。

——清平乐·春晚


苏轼,文与可字说

对政治人物,不能简单地用君子、小人来评价,但为政也有政治品格问题。吕惠卿对冯京、王安国这种搞法,不但暴露了自己的权利欲,而且体现了做人的缺陷。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不少。汉代韩安国因罪下狱,狱吏经常折磨羞辱他,韩安国说:“你不能这样对我,也许我会被无罪释放,就像一堆灰烬,没准死灰复燃呢。”狱吏说:“你要是死灰复燃,我就撒一泡尿把它浇灭。”结果韩安国不但无罪释放,还做了大官。狱吏吓得要死,赶紧跑去赔罪,韩安国大人不记小人过,不但放过了他,还让他在自己手下做事。


另一件事就很悲剧了。汉代那个喜欢给老婆画眉的张敞,还有五天,他的京兆尹职务就该卸任了。这时候他让一位手下叫絮舜的去查一件案子,絮舜说:“你这个京兆尹,最多还能干五天,还查什么案子!”说完扬长而去,回家睡大觉去了。张敞大怒,差人立即将絮舜抓捕,杀之。按说絮舜罪不至死,但是一千多年来没有人同情他,五日京兆成为成语。絮舜死了还落下笑柄,就是因为人们讨厌势利小人。这种人眼中只有权势没有人,官长一旦失势,马上换一副嘴脸。其实人走就该茶凉,政声人去后,走的人要坦然,继任者无负担,但是如果让人看出势利眼来,则肯定会被人不齿。



苏轼,文与可字说

宰相韩绛不但从吕惠卿的脸上读出了势利二字,而且还看出了他的野心。他感到自己难以控制局面,于是果断上书皇帝,请求召王安石复任,宋神宗同意所请。王安石接到诏命,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次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认清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事,在位的时候,未必能看清楚;往往是不在位的时候,反而发现了从前忽视的东西。这个人从前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早知如此,我怎么会重用这种人呢?可惜这时候已经不在位了,说什么都晚了。王安石却不同,如今他这堆死灰,果然复燃了,很多人始料未及,叫苦不迭。御史中丞邓绾,多年来一直追随王安石,鞍前马后,频繁效忠。王安石罢相,邓绾立即倒向吕惠卿,参与罗织冯京、王安国罪名;如今王安石复职,邓绾强行打脸,硬着头皮调整队形,行动极其果断迅速。第一步,控告吕惠卿兄弟在华亭收受商人贿赂,置办田产。吕惠卿迅速垮台,被投入御史台监狱,然后贬为知陈州。第二步,举荐王安石的儿子王髣出任高官,邓绾预测王安石还会去职,变法事业只能是王髣接任,后路得提前铺好。但这次邓绾表演的过头了。王安石此时已经彻底认清了吕惠卿这种首鼠两端的嘴脸,上书神宗说邓绾作为高官,不为国直言,却为宰相谋恩泽,这种人不能留,皇帝也认为邓绾秉性奸邪,居心不良,把他贬为虢州知州。

有件事流传极广,是说吕惠卿倒台后,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呈给皇帝,其中有“无使上知”的话,就是“不要让皇上知道”,这是欺君之罪,由此造成神宗不再信任王安石。十几年后,黄庭坚修国史,提及此事,但是同僚提醒他此事查无实据;苏轼在起草吕惠卿的贬谪文词时,也提到这事,但吕惠卿矢口否认。今日学者考证,此事的确存疑,基本可以认定属于子虚乌有。


即便没有吕惠卿的揭发,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裂隙也已经形成。想当年,神宗简直视王安石为精神教父,言听计从,以至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为一体。如今八年过去了,朝廷的确积累了不少财富,而且取得了与西夏战争的一场大胜,但是民间怨声载道,没有人说新法好话。如今经过变法派内部的人事倾轧,王安石在神宗心中的地位,已经大打折扣。人与人的这种紧密型的关系一旦出现裂痕,就很难修复。儿子王髣死后,王安石心灰意冷,瞬间领悟了人世间的功名功业该是多么的虚幻。于是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请求辞官,归隐田园。宋神宗答应了王安石的请求,但仍然给他保留了最高俸禄。

王安石此后无比清闲,每日游荡乡间,骑驴看书。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等待几年以后,与苏轼的一次开诚布公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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