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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股双崩、内需疲软、行业内卷,日本律师如何顶住下行压力?

智合 智合
2024-08-26

作者 | 刘元坤

来源 | 智合研究院


在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有这样一个国家:

——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被世界视为经济奇迹;

——产品畅销全球,也因此遭受美国针对,产生激烈贸易摩擦;

——楼市股市一度火爆但后来楼股双崩……

没错,这就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


日本在上世纪曾历经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奇迹,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几经波折,如今GDP仍与30年前大致相当。但日本律师在大环境的严峻压力下仍旧取得长足发展。如今,日本呈现复苏迹象,GDP温和增长,消费物价指数涨幅2.9%,日经225指数突破“泡沫时期”历史最高点,或将穿越周期,迎来长期复苏。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面临多重挑战,律师们也普遍反映法律服务需求和客户支付能力有所下降。中国与日本的国情有很大不同,但在部分领域面临的挑战有些许相似,众多经济学者和媒体也热衷总结日本发展得失对中国的启示。相较欧美,中国与日本的律师文化与法律文化更显相似一些,日本律师行业在过去数十年面对波折、穿越周期的经验,或许值得做些了解以供参考。


本文受访嘉宾(按姓名拼音排序)

李美善

中伦律师事务所东京办公室

权益合伙人

裘  索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东京办公室首席代表

山根基宏

日本TMI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4万日本律师 人均年入¥168万


(一)4万余名律师 近半集中在东京

日本现代律师制度同样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明治维新时,日本学习大陆法系和配套的律师制度[1]。1876年,日本制定代言人规则,代言人(即为律师的前身)首次被公认为一种专门的职业;1893年,日本制定律师法;1949年,日本基于战后和平宪法制定了现行律师法。

如今,日本共有45,868名律师(截至2024年1月1日)[2],律师万人比约为3.5[3]。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法律服务市场格局集中度也得到加强,诞生了TMI、西村朝日、森·滨田松本、安德森·毛利·友常、长岛·大野·常松等较有影响的律所。


数据来源: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

整理:智合研究院

日本律师行业整体规模相对中国较小,这既囿于人口基数的影响,也有政策刻意控制的原因。本世纪初日本政府曾对律师持鼓励扩大态度,但随着律师规模的扩大,在各方意见下政策又转向限制律师增长。此外,弁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税理士、注册会计师、行政书士等相邻职业群体也分流了日本律师的职能。

数据来源: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
整理:智合研究院


这4万余名日本律师在地域分布上与日本的经济社会结构特点高度契合,主要集中在关东地方与近畿地方*。其中,在东京、第一东京、第二东京三个律师协会注册的正式会员就达到了21,549人,占日本律师总数的近一半。

(*注:关东地方与近畿地方分别为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所在地方。“地方”是日本基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划分的地域概念,非行政区划,类似我国华东、华北等概念。)

数据来源: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
整理:智合研究院


(二)疫情期间不降反增 人均收入约168.4万人民币

尽管日本律师人数规模不大,但人均收入比较可观。根据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发布的《关于律师业务的经济基础的实际情况调查2020》[4],日本律师收入(事业收入和工资收入)的平均值与中位值分别为2,606.2万日元、1,500万日元,按照2020年平均汇率换算,约合人民币168.4万元、96.9万元。

这一数字相较2014年的2,402万日元和2018年的2,143万日元收入略有所增长。根据智合此前文章推算,2022年国内律师人均业务收入约为33.5万元[5]


失落的30年 日本律师行业如何穿越


日本律师行业当前发展水平的背后,是日本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


繁荣期: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奇迹。1955年,日本所有经济指标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4-1972年,日本平均GDP增速超过10%。索尼、本田、松下、三菱等一批日本公司成为巨头,日本汽车、相机、电子产品在世界范围大受青睐。70年代后期,日本商品出口不断增加,对美国造成强烈冲击,美日之间爆发激烈贸易摩擦。

1985年,为了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和通胀等问题,日美等5个国家签订“广场协议”抛售美元,此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出口受到极大影响,当年四季度即陷入衰退。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央行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救市,加之银行过度放贷、财团体系之间互相哄抬股价,造成了日本股市和楼市严重的资产泡沫。1985-1991日本平均商用住房价格翻3倍,股市大盘数年内翻4倍超39,000点,90年代全世界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日本占7家。

失落期:

1989年,日本央行用力过猛的加息刺破了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股市1989年底见顶,2003年跌到8,000点。楼市1990年四季度见顶,以东京为首的楼市暴跌。银行体系由于过度放贷积累大量坏账,1997年,日本多家银行破产,金融体系崩塌,信贷全面收紧,自杀率1998年之后飙升,失业率2000年达到最高点。

此后,日本经济又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2011福岛核电站事故、出口市场受到中国和韩国挤压、2020年新冠疫情等连番打击,还长期与人口老龄化、内需不足、通货紧缩作斗争。日本为了刺激经济发明了0利率、负利率、QE、QQE等各种新奇的货币政策,政府国债占GDP比例从70%一路飙升至266%,但日本GDP近年来基本还徘徊在30年前水平。

自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全线破灭后,日本陷入长达30余年的经济停滞,即部分媒体所称的“失落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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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30多年间日本律师行业发展的情况,日本TMI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山根基宏律师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信息,“从宏观角度而言,日本2022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与90年代相比基本持平,大约只增长了1-2万日元。政府或律协的公益性法律咨询收费标准30年来也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每30分钟税前5,000日元。只是消费税率的增长,目前总金额达到了5,500日元而已。在日本占多数的‘一人所’或‘两人所’其经营规模不大。如果未能开拓好客户的,也有存在年收入大约在200-300万日元的律师。”山根基宏律师曾于1995年在北京留学,2004年进TMI日本总部后,2008年起在TMI上海代表处工作至今。

不同律所的发展各不相同,上述信息有助于了解背景,但并不能呈现行业的细节。TMI正是成立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前后的1990年,见证并穿越了“失落的三十年”,如今已成为日本最具规模和最具卓越实力的综合性律所之一。此外,中伦律师事务所、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也分别于2006年、2022年这两个历史节点在东京开设办公室,在业内享有良好声誉。本文邀请上述三家律所合伙人,以亲历者角度分享他们对日本律师行业发展的见闻。


(一)重视律师长期培养 扩展多元业务领域

TMI穿越30年的发展经验引人好奇。山根基宏分享道,“TMI成立之初以知识产权见长,但如果仅依靠知识产权业务,律所还是很难立足和发展的,特别是对于刚刚成立的律所。我在与律所其他更资深、年长的合伙人的交流中得知,TMI除了知识产权业务,也不断开拓了更多其他业务领域,除并购、金融等常规业务外,还积极代理风险控制、受贿案件辩护等,以满足客户全方面的法律服务需求。虽然刚刚成立的时候外部经济环境条件比较严峻,但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市场总是有各类法律服务需求,也总会有适合律师开展的业务。”

“此外,法律服务市场也需要培育。”山根基宏表示,“通过逐步提升社会对法律服务价值的认识、不断挖掘法律服务需求、培养各类主体使用法律服务的习惯,市场空间和体量会随之扩大,律所也可以从中得到发展。”

除了寻找到足够的外部市场,律所自身发展的驱动模式同样也是重要的命题。

“TMI普遍采用基于小时费率的收费方式,随着TMI律师人数的逐年增长,总的计费工作小时也在逐渐增加,基本每年都可以保持创收的正常增长。”山根基宏律师对此分析道。

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转化为了律所的增长力、竞争力。有鉴于此,基于长远考量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模式显得格外重要。

山根基宏表示,“对人才的长期稳定培养是我们非常重视的观念,对律师的资源投入倾斜也是TMI的实际行动。在日本,律师需经历平均10年左右的培养才能成长为合伙人,这一过程相对漫长也相对稳定。TMI会为工作3到7年左右的律师提供到美国等国外的法学院学习一年的机会,学费和部分费用由律所承担,第二年他们可以在境外的律所或境外的企业工作一年,回来后继续发展直至成为合伙人。”近年来,通过借调的方式,专职或兼职出去学习的机会也扩展到日本各级政府部门和客户公司。

图片来源:TMI律师事务所


“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律所在资源投入上也会向年轻律师有所倾斜。即使日本外部经济环境相对萧条,我们也从未出现过停发奖金或者不涨工资等类似情况,困难时期合伙人会筹集资金发奖金给员工。为了培养年轻人,合伙人们愿意将收入更多分配给他们。与中国国内大所相比较,资历尚浅的初级律师和资深的高级合伙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

当然,在日本无论是公司还是律所,跳槽都是不太常见的行为。


(二)调节律师增长速率 提高法学教育质量

本世纪初,日本政府政策对司法人员规模扩大持鼓励态度。

山根基宏介绍说,“当时日本国内有些观点认为,美国有100多万律师,而日本律师数量只有不到2万,日本国内还有无律师或只有一名律师执业的地方,日本应增加律师数量。”

2001年,审议会向内阁提交《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建议增加日本司法人口数量及律师在司法人口中的比重,增设法学院,扩大招生,在2010年将司法考试通过人数扩大至3,000人。2003年,内阁会议通过《司法制度改革推进计划书》,强调了将司法考试通过人数扩大至3,000人的计划,提出在2018年司法人员总量达到5万,并设立美国职业法学教育模式的法学院。日本政府认为,其司法人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已无法满足社会的法律需求,增加司法人员数量迫在眉睫。计划书发布的第一年,日本律师人数增长率激增到6.52%,2008年增长率达到最高值8.31%。

“但后来人们发现,法律服务需求的增幅并没有预期那么高。”山根基宏介绍说。

长期以来,日本消费者价格指数*始终在低位徘徊,数次进入负增长区间,长期面临通货紧缩风险。日本央行为了刺激市场需求发明了0利率、负利率、QE、QQE等各种激进而又新奇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国债占GDP比例从70%一路飙升至266%,但收效甚微。除了泡沫破裂早期的银行信贷紧缩,此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日本面临的老龄化危机。

(*注:“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反映物价变化、衡量通胀程度,一般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前文所提日本消费税的增长正是“安倍经济学”中财政政策的一部分,用以提升CPI及其他经济表现。)


数据来源:IMF

整理:智合研究院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整理:智合研究院


2023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9.1%[6],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造成家庭消费减少、企业活动放缓,对社会需求造成极大的抑制,不断将日本推向通货紧缩的边缘。

这种需求增长的放缓也体现在法律服务行业。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东京办公室首席代表裘索律师介绍道,“本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因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增长逐渐停滞,从客观上而言并不存在不断增长的法律需求,这一点与2000年所预测的今后法律需求将大幅增长截然相反。”裘索律师曾于90年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曾于日本本土律所工作。

中伦律师事务所东京办公室权益合伙人李美善律师也介绍说,“日本法律服务市场受到Law School等日本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影响,执业律师人数在市场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激增,导致一部分律师工作难找、律师收入减少等问题,在日本引发了不少争论。”

2008年,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发表了《关于司法人数政策的紧急建议》,认为律师人数的迅速增长打破了律师与现实法律需求的平衡,造成新律师的经验和能力不足,导致社会对律师的信任危机。[7]日本中部律师联盟公开声称新律师过多造成就业困难,律师之间的过度竞争形成了逐利的风气。2016年,日本《PRESIDENT ONLINE》杂志称日本律师面临工资减半的残酷现实[8]。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2016年制作的《中小企业律师需求调查报告书》[9]指出,过去10年利用律师的企业比例有所减少。《关于律师业务的经济基础的实际情况调查2020》也显示,“与其他律师之间的客户竞争变得激烈了”“作为律师的经济状况恶化了”“顾问单位的获得变得困难了”。

随着各种反对声音的出现,政策随之转向。裘索介绍道,“2013年,日本法务省召开‘关于司法人员的讨论会议’,会上反对增加司法人员的意见几乎是压倒性的。”2015年4月,日本政府对律师人数增长进行限制,提高律师行业准入门槛,将3,000人的年度增长目标降低一半,法学院削减招生人数,日本的律师人数增长率直线下降。[10]


数据来源: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
整理:智合研究院


李美善介绍说,“在律师人数激增期间,日本律师界经历了律所重组(合并、分立)等变化;大中型律所不断扩充人员规模,积极在东南亚地区设立分所,为当地日企提供法律服务。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律师积极走出去,通过留学国外或者在国外律所实习开拓海外法律服务市场。与此同时,一批年轻律师离开大型律所后设立精品所,以更为合理的价格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法律服务。日本政府机关及事业机构也积极利用借调等方式聘用年富力强的年轻律师,这一举措一方面增强了其专业队伍,另一方面帮助被借调律师熟悉、提高该领域法律实务,同时也有助于律师返回原律所后开拓市场。”


(三)探索律所海外布局 扩大国内市场开放


在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缺乏强劲动力的情况下,扩展海外市场空间不失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日本本身就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2023年,日本整体出口额突破100万亿日元,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等,索尼、本田、松下、三菱等公司在全球享有很高知名度。山根基宏介绍道,“不少日本企业的海外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50%以上。”

在以下2张图表中不难发现,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特别是对华直接投资额)持续上升,货物和服务出口直线飙升。


数据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数据库
整理:智合研究院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整理:智合研究院


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大型律所正是以90年代末进入中国为开端,开始全球化活动[11]


信息来源:日经新闻

整理:智合研究院


近年来,日本各大律所仍在加强海外业务,加速设立新的海外办事处,扩充海外办公室规模。据日经新闻2023年的一份报道,长岛·大野·常松计划5年后把新加坡办公室增加2倍到40人规模。森·滨田松本也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外国法事务律师的数量提高2.5倍到400人[12]

相对企业的出口动机而言,律所扩大海外布局的逻辑有所区别。山根基宏表示,“律所的海外布局更多是根据服务企业的海外发展需要而开展。日企到中国、越南、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缅甸这些国家,日本律所也跟随到这些国家,并结合当地资源提供本地法律解决方案。”

山根基宏介绍说,“TMI目前也正计划在2035年之前将海外业务的比重发展到50%左右,但这并非因为日本国内市场太小转而寻求海外扩张,而是出于为客户提供全球化服务的考虑。此外,TMI的全球化发展理念也包括为海外受雇律师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希望通过海外业务的发展为海外受雇律师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打破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目前,TMI在日本国内设有东京等6家办公室,在中国设有上海、北京代表处,此外在美国、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新加坡、英国、法国等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并在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等国家以与当地律所合作等方式派驻律师长期工作。

除了向外扩展海外布局,日本也不断扩大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程度,吸引更多外国律师进入日本开展执业活动。

山根基宏介绍说,“TMI东京总部一直以来都有中国律师工作。早在1999年,来自中国的何连明律师就加入TMI,并在我加入TMI工作的第二年升任合伙人,领导TMI的中国业务。”

自1987年外国法事务律师制度实施以来,该制度的开放程度逐渐扩大。目前,外国法事务律师既可以被日本律所雇佣直至成为合伙人,也可以与日本律所联营,还可以设立独立的外国法事务法人。



中伦正是于2006年独立开设的东京办公室,这也是其第一家海外办公室。

1994年,从一份法律意见书开始,中伦开启了与索尼的长期合作[13]。“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逐步放开外商投资,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猛增、领域逐步扩大。为了提供更便捷的法律服务,响应日资客户需求,中伦于2006年设立了东京办公室。”李美善介绍道。


图片来源:中伦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律师协会


李美善表示,“时值外商投资中国的高速发展期,中伦东京办公室初期定位为日本业务的联络窗口,直接对接日资客户总部,及时掌握需求、提供服务。当时,中伦东京办公室主要协助日本客户在中国投资设厂、并购中国境内企业,或者与内资企业设立合资公司共同开拓中国市场。”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到日本,中伦东京办公室利用扎根日本近20年的经验,与日本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司法书士事务所以及行政书士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亦给中国企业客户提供投资并购、合规调查、诉讼仲裁乃至公司登记、劳务人事等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就在中伦开设东京办公室的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担任日本首相,不到一年后辞职。在经历5任首相后,安倍晋三于2012年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并连任三届。这期间,日本又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2020年新冠疫情等连番打击,出口市场也受到中国和韩国挤压。为了刺激日本经济发展,安倍晋三提出的“安倍经济学”对日本影响深远。2022年,安倍晋三在日本奈良街头演讲时遇刺身亡。

2022年,锦天城东京办公室注册成立。时过境迁,“随着‘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的推进,中国企业近年来不断加快出海步伐。”裘索分析道,“日本经济增长虽然相对缓慢,但仍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庞大,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加之近年来日元贬值,中国企业对在日本投资的兴趣逐渐增加,对日并购、直接投资的需求快速增长。最近,日本股市突破历史最高点,预计未来还会走得更远,这反映出投资者对日本市场的信心正在增强,日本经济正在逐渐复苏,未来存在更多潜在机会。”


图片来源: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裘索表示,“中国企业涉日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多,锦天城设立东京办公室契合了客户业务需求,更有助于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东京办公室的设立是锦天城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在锦天城国际化版图上,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日本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锦天城东京办公室主要关注中企赴日投资、日企赴华投资等领域,可代理国际仲裁和调解、开展法律事务调查、对中国法律和国际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提供意见。目前也在考虑未来与日本律所联营,为客户提供中日两国全方面的法律服务。”


日本律师行业的启示


日本律师过去曾面临的情况,似乎有一丝熟悉的味道。

裘索认为,“在国内,我们同样面临着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某些领域专业人员数量迅速增长的局面应当审慎思考,避免进一步造成行业内卷和资源浪费。此外,增长与质量的平衡也十分重要。1991年至1998年,日本司法考试合格者数量维持在每年600至800人左右。2003年,日本政府提出3,000人计划。尽管律师人数的增长对于满足社会需求和提供法律服务至关重要,但过快的增长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等团体多次发表意见,表明律师数量的迅速增长会破坏律师人数与实际法律需求之间的平衡,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口碑下降。时任司法部长的鸠山邦夫也曾表示,每年增加三千多律师无疑太多了。日本的经验提醒我们,平衡增长与维护律师职业声誉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应当在扩张规模的同时注重提升服务水平。”

李美善建议道,“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律师能够积极主动学习这些国家法律,到当地律所实习,以便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好、更接地气的服务。另外,政府部门及大型企业通过借调等方式,吸收一部分年轻律师到政府部门或企业内部工作一段时间也是缓解内卷的办法,既可以为年轻律师提供接触立法及执法工作、深入理解企业需求的机会,也可以帮助减轻律所因周期性法律服务市场变化带来的压力。”

中国向来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极。2023年,中国有望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14],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律所也跟随中国企业不断扩大海外布局,越来越多的外国律所也进入中国市场。

“积极拥抱全球化趋势至关重要。”裘索表示,“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为企业在国际市场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企业跨国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凸显,这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锦天城开设包括东京在内的海外办公室,也正是为了不断完善自身法律服务功能,尽可能为客户提供全球‘一站式’的法律服务,扩大在全球法律服务市场的影响,顺应全球化趋势。”

裘索认为,“在此进程中,我们可以从日本著名律所的实践中观察到一些创新举措,例如招募具备日本以外法域律师资格的专业人才,以提升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这些律所积极探讨与国际同行合作,拓展业务范围、共享战略资源,更高效地服务全球客户。相信通过提供多元化的法律服务,满足不同行业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不仅有助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也能有效减轻对某一特定地区市场或领域的依赖性,从而降低潜在风险。”

“当然,海外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忽视。”裘索分析道,“海外法律服务市场是否具备成为律所新增长点的潜力,取决于众多因素的综合考量,这包括目标市场的规模、竞争状况以及法律体系的差异等。日本社会老龄化、人口减少等问题的加剧给锦天城东京办公室的人才引进、留存、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日本的法律环境和文化背景也会对东京办公室的发展产生影响。我们仍需持续深入了解日本市场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才能在日本市场取得更好的发展。”

李美善也认为,“服务中企出海、扩大海外布局确属大中型律所应该积极考虑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律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包括日本在内的多数国家对于法律服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同国家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律所出海失败的案例也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我们在日本也看到很多被竞争淘汰掉的欧美律所。因此,律所在扩大海外布局的时候需要根据当地的市场、结合当地的文化审慎考虑。”


结语


近年来,我国面临多重困难挑战交织叠加的局面,经历三年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恢复发展本身有不少难题,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加速显现,外需下滑和内需不足碰头,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2023年,新房交易量创8年新低,二手住宅价格显著下跌,各省市出台670余条政策,优化限购、限贷、限售、限价举措[15]。今年1月,A股也曾一度失守2,700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8%,创近14年来的最大跌幅。受经济环境影响,法律服务市场客户需求降低、支付能力下降,律所新客户及复购老客户减少,常年法律顾问等业务数量、价格均受到影响。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正如李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说,中国人民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中国律师当然对爬坡过坎有着充足的底气和坚定的信心,面对当前行业发展现状,日本律师在人才管理、规模扩张、海外布局、国际合作等领域应对挑战和压力的经验做法,或许可以为习惯了过去数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律师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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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何兵:《律师的角色定位与规模控制——与美国和日本比较》,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9月第51卷第5期。

[2] 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日辩联的组织,https://www.nichibenren.or.jp/cn/organization.html,访问日期,2024年1月31日。

[3] 基于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公布的“弁護士1人あたりの人口比較”中的全国律师人数与全国人口统计,律师数据截至2022年5月31日,人口数据截至2021年10月1日,万人比计算方式为(全国律师人数/全国人口)*10000,https://www.nichibenren.or.jp/library/pdf/document/statistics/2022/1-2-1.pdf。

[4] 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弁護士業務の経済的基盤に関する実態調査2020》

[5] 孙麟飞:《律师业离“万亿级市场”还有多远?》,https://mp.weixin.qq.com/s/h9DUyz91fuffM02RI3lrAw,访问日期:2024年2月19日。

[6] 新华社:《统计显示:日本老年人口占比世界最高》,http://www.news.cn/world/2023-09/18/c_1129868745.htm,访问日期:2024年3月8日。

[7] Japan Federation of Bar Associations,Urgent Recommendations on Policies for the Number of Legal Professionals (2011-03-27),https://www.nichibenren.or.jp/en/document/opinionpapers/20110327_2.html.

[8] 环球网:《日本律师工资减半 面临残酷现实》,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307358549388198146/?app=news_article&group_id=6307358549388198146&req_id=20240307015428B203EDBDBC6BD537C245&share_token=E697DB9D-5900-44EB-9D24-ECB16FB4C422&timestamp=1709747669&tt_from=copy_link&use_new_style=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toutiao_ios&utm_source=copy_link&source=m_redirect&wid=1709747733862,访问日期:2024年3月8日。

[9] 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中小企業弁護士ニーズ調査報告書》

[10] 何兵:《律师的角色定位与规模控制——与美国和日本比较》,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9月第51卷第5期。

[11] 日经中文网:《日本律师事务所相继扩大中国业务》,https://mp.weixin.qq.com/s/YwXiAn8j7GAjJLJnUnXeGQ,访问日期:2024年3月8日。

[12] 日经新闻:《日本の法律事務所、アジアや欧米拠点増 M&Aなど助言》,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212UN0R20C23A2000000,访问日期:2024年3月8日。

[13] 北京市律师协会:《讲述 | 〈护航“走出去” 首律在行动〉系列报道 ——中伦国际化发展之路》,https://mp.weixin.qq.com/s/rfu0PdJBXG1RM86TV_huvw,访问日期,2024年3月7日。

[14]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新闻办就2023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401/content_6925700.htm,访问日期,2024年3月7日。

[15] 第一财经:《房地产跌宕起伏一年:新房交易量创八年新低 土地成交跌两成》,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401/03/content_34538.html,访问日期:202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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