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2年开始在北大社会学系读本科，本科毕业后保送读了本系的硕士研究生。本来想着硕士毕业后可以申请去国外读个博士，但正好赶上我导师王汉生教授带最后一届博士。我大四开始就跟着王老师读书，感觉非常好，所以就趁着王老师退休之前的机会选择了继续在社会学系读博。

进入博士一年级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博士论文到底该写什么，因为按照学制，我三年内就应该博士毕业。虽然号称是社会学的科班出身，但真正开始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却十分茫然，因为在本科我就是读闲书居多，专业书籍接触甚少。2009年底，我心怀忐忑的去找导师求助，老师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自己选择一个调查题目，或者是跟着她去昆山做调研。我毫不犹豫的表示要跟着老师，因为自己回老家也实在不知道该干啥好，还是跟着老师学点东西比较靠谱。于是我博士论文的方向就跟著名的昆山市联系在了一起。

一、初入田野的焦虑

昆山调研的主题是农村集体主义，因为这是苏南农村最大的特色，费老称之为苏南模式。集体主义我听说过，但实感不强，我四川老家的农村1980年代初就把集体的东西分光了，除了土地所有权，早没什么集体资产了。不过这种经验上的距离感也带给我很大的研究好奇心，决心好好去了解下什么是农村集体主义。于是，在半年的时间里，我读了些与中国农村发展有关的文献，算是对集体主义有一点粗浅的认识。至于具体研究集体主义的哪方面，当时也没什么头绪，先去调查了再说。

2010年暑假，昆山的调研终于成行。7月份，王老师带着我和一位师弟去苏州，与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惠海明老师汇合。惠老师是费老的学生，也是费老的同乡，与王老师关系很好。惠老师对苏州各地都很熟，可以给我们在当地调研提供很多帮助。我们在苏州城里待了两天，然后到吴江、昆山两地调研。在吴江我们去了费老调研的开弦弓村，也就是著名的江村。开弦弓村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只感觉那里很现代化了，没有我想象中的江南水乡的样子。而且开弦弓村是学术明星村，当地接待了太多的调研团队，村干部谈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各种时髦的学术概念随口而出，自我比较下，感觉他们才更像是学者。

在昆山我们去了河村。河村距离昆山城区几公里，属于玉山镇辖区。玉山镇据称是中国第一镇，2009年的时候全镇的财政收入就上百亿，超过了一般地级市的经济规模。河村在玉山镇西郊，是镇里经济发展较好的村。老师们建议我和师弟在河村调研，因为河村集体经济一直很发达，从1950年代延续至今，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强村。调研地点虽然选定了，但是怎么调研我却是一头雾水。我当时没有任何的田野调查经验，寄希望于老师们能带着我具体做实地调研。但老师们时间有限，只能带我们去村里转转，然后到村公所跟村领导打了招呼，介绍了一位村副主任给我们认识，然后就离开了。

当时正值7月，昆山最热的季节。我和师弟在河村待了两天，尝试开始自己做调研。我们先在村外转了一圈，了解了下周边环境。河村正处在快速城镇化的区域，东、西、北三面都已经开发成了商住楼盘，只有南面还在建设过程中。河村在这个区域中显得很特殊，村子里都是三层小别墅，旁边都是高高的商住楼，村里村外有一道围墙隔着。村里的别墅看着很美观，但作为调研者我却心生畏惧。在家的村民都关着院门，很难进到家里去跟人家聊天。能够跟我们在户外闲聊几句的又都是老年人，而他们方言很重，我完全听不懂昆山口音。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访谈对象，非常郁闷。所以，刚进入田野，我就陷入了紧张焦虑之中，怀疑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进而担心我博士能不能毕业。加之当时实在太热，我们就放弃了第一次的入村调研，直接回北京了，计划等到秋天凉爽了再回河村调研。

二、偶遇中积累的调研契机

等到九月中旬，虽然百般畏惧，但不得不开始我的河村调查。我和师弟从北京直接到昆山，径直来到河村。我们先到村里转了大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始跟村里人打交道。到下午的时候，偶遇到了一位外地租客。这位租客很热情，跟我们攀谈了一会，还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房东，让我们也在那里租了两间房，算是在在村里安顿下来。我还记得那时房租才300一个月，很便宜，但房子确实简陋，大部分生活用具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在村里住下来后，我们决定去跟村干部们对接上。带上北大社会学系的介绍信，我们找到了暑假见过的村副主任，表明我们是来村里做调研，宣传河村的先进发展经验。这位村干部比较和蔼，没有排斥我们，还让我们在一个没人用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办公，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进入村庄算是有了一点成效，但调研如何做呢？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村里前几年申请示范村建设，准备了一批材料，里面包含了近十年来村里的经济、组织、文化建设等各种资料。而这批材料正是放在我们所在的办公室柜子里。我们以发掘先进经验为名，向村主任要了这批资料来阅读，并将其中的重要内容抄录，对村里近十年来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我还发现村里开始搞信息公开，所有的财务收支信息都要每季度公开，其中即有我最感兴趣的集体经济收支情况。既然是主动公开，那搜集起来就很方便，我们很快就把近些年来的村经济情况掌握了。在村办公室待了一段时间，干部们也跟我们稍微熟悉了。有位好心的副书记还时不时带着我们去做一些公务，比如检查村里的垃圾卫生清理，让我们对村当前的情况有一些更直观的了解。村里还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比如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我们在没有获邀的情况下厚着脸皮参加了两次会，做了一些参与式观察。我发现河村在公共事务管理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村庄，因为村集体资产很多，所以需要定期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集体资产的管理，参会的有上级政府的代表和村里的人物，包括好多位资产千万的大老板，有种政府与企业家协商共治的局面。

当然，仅仅对村干部调研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是资料来源太单一，另一方面是现在的村干部都不清楚村子的历史情况，并不能给我们勾勒出集体主义演变的线索。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找更多的人访谈，另一方面要查阅村庄的历史资料。首先是历史资料的问题。昆山有个档案馆，各单位十年以前的资料都要入档保存，河村的历史资料也保存在那里，村里和镇里都查不到。我拿着北大的介绍信去档案馆要去查阅资料。档案馆的负责人对我的介绍信没什么兴趣，他也反对我大规模查询档案，因为之前某位学者在昆山查了资料后写了一些负面文章，影响了昆山的形象，所以他们对档案比较谨慎。我只能像普通读者一样，写一个查询的索引条，让工作人员帮我找到相应的资料。这样查询资料速度很慢，一天也借不出来几页，照这个速度博士论文几年也完不成。但几天之后，管理借阅的一位年轻小伙子跟我熟悉起来，同时他也为了减少麻烦，干脆让我自己进档案库去拿，这算是另一次幸运的偶遇。当我走进宏大的资料室时，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感，终于感到我的博士论文有希望了。我每次都拿着厚厚的几大本档案，照相、记录，忙的不亦乐乎。档案馆离河村二十几公里，公交车要单边一个多小时，每天来回，午饭也常常没得吃，晚上还要回去把照下来的档案整理归类，虽然辛苦但很愉快。而我师弟则在村里继续做参与式观察，我们两头推进，收获很大。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一段时间，档案馆居然换了个管理员。这位管理员公事公办，不再让我进库房自己查找，搞得我欲哭无泪，只好放弃了。档案资料我查阅到了九十年代初，因为换了管理员，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资料没法继续查阅，至今都留下了一段空白，只能靠访谈间接弥补。

在访谈方面我们也还做得不错。河村的老大爷们喜欢打门球，村里就有一个门球场。我们也装作喜欢门球的样子（其实根本就不懂那是啥运动），经常去门球场看他们打球，时不时跟老大爷们攀谈。久而久之，还真认识了几位当年的村干部，其中一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老生产队长。跟这位队长我们长聊了两次，他给我们讲了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二三十年的过程。其中有些故事我至今印象深刻，比如，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养的猪都要上交，而他们队里则偷偷杀过两头大家伙分着吃了，对外说是猪病死填埋了。他还讲那时候开会时间特别长，经常去县里开会要带着铺盖，一去就是一周甚至一个月，真是长会。村里有一位老干部，从1970年代就是会计，后来当书记，他是河村历史最重要的见证人。我们到他的别墅前后三次，每次都是长谈两三个小时。第一次访谈他给我们聊起了1980年代办集体企业的过程。河村在当年是有名的穷村，村干部压力很大。在八十年代初，他们到处跑关系、找路子，碰壁无数，曾经为了请县企业办的人吃饭花了100元，被村民指着鼻子骂他们是“吃光大队”。直到1985年，才通过加工化工废料赚到钱，后来又开办纸箱厂，村集体企业慢慢发展起来。过程很艰辛，他也讲得很动情，我们作为访谈者也不禁为之动容。后来两次访谈他给我们讲了分田到户的过程，以及对今天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看法，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访谈资料。除了上述两位，我们还找了一些村企业的老板做访谈。有一位老板1970年代就开始在村里加工盘簧，然后卖给上海钟表厂，不过规模很小。另一位曾经管理着几个纸箱厂，是村里最大的企业家，风光十足。还有一位企业主是房东给我们介绍的，房东就在他的厂里打工，原来是个集体企业，后来转制了，管理层收购。不过与我们之前想到的不同，当年村里的厂长都不大愿意收购企业，还是政策硬性要求下来，他们才不得不把厂子买下来。除了村里的精英人物，我们跟村民也访谈了一些，不过村民大多是昆山方言，我们很难听懂，而且他们讲的故事太零碎，对于村子的发展史我们更多的还是依据档案资料和干部、企业主们的访谈。

三、结束调研回校写作

调研做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就非常之冷了。我们所租的房间只有一个薄薄的木板可以挡风，晚上屋内的温度不会超过零度。有次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把垫着的褥子全当做被子盖上，第二天起来赶紧买了两床被子加厚，才熬过了最冷的一段时间。我还记得旁边两个屋也是租客，外地到昆山打工的，时不时还能听到我熟悉的四川乡音。有个租客是个女孩，在昆山的某夜总会上班，经常晚上十二点才开房东的大门回家，每次都是被灌酒到烂醉，还没进屋就开始哇哇乱吐。每想到此，不得不感慨这些年轻打工仔的辛酸命运。等到快过年的时候，我们结束了调查回北京。

回到北京我就开始整理我的资料撰写论文。论文是既好写又不好写。好写在于，我的研究对象很有明显的历史过程，只要根据时间顺序把过程写出来就算搭好了基本框架。而不好写在于我找不到分析的要点，感觉只能平铺直叙，不知道论文的论点在哪里。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先从最简单的工作开始，做历史资料的梳理。我搜集到的河村资料开始于1951年，结束于2010年。这六十年的村史谈不上波澜壮阔，但也是经历了明显的变迁，有的变迁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强制力量，而有的来自于市场经济的潜移默化，还有的来自于村庄自身的特立独行。

六十多年来，河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乡村工业、后乡村工业几大阶段，每个阶段的集体主义都大有不同。1951年，昆山地区开始搞互助小组，农村的集体制度开始正式在苏南地区形成。互助小组后来发展成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传统的小农经济剧变成为大规模的合作组织。人民公社从1958年到1962反复调整，收缩了边界，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规模。在人民公社的集体中，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集体化。比如，农业生产计划需要由公社来安排，地里种什么都得每年制定计划，农民自己是没有权力安排的。而收获之后，首先是要保障国家的供应。在河村，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每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都在100万斤左右，占到粮食总产量的50%。其次是集体提留，15万斤到30万斤，占10%左右的粮食总产。剩下的30%-40%的粮食才能用于村民消费，人民公社时期每人每年的口粮550斤左右。今天看来500多斤的粮食挺多的，一个人肯定吃不完，但那时候500多斤粮食几乎是所有消费品的总和，个人和家庭的大部分开销用度都从这500多斤粮食中出，生活水平是相当低的。而且，在个人的分配中，都是“按需分配”，“按劳分配”的比例相当少。所谓按需，就是保障集体成员的基本生活，每个人都有饭吃，剩下的富裕粮食才按照个人劳动多少分配。河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根据个人劳动贡献能够分配的资源不到粮食总产的5%，所以那时候劳动积极性低完全正常，个人的劳动贡献实在没啥价值。集体的控制力还不只是经济方面，思想觉悟也要抓。下雨天不搞生产，就开会学习，从精神到物质，都要统一到集体中来。

从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时期，河村是全国村庄的一个缩影，当时全中国都是政治主导的集体主义模式。但从分田到户开始，中国的村庄就开始发生大的变化，不同的村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河村在1980年代初完成了大包干，村民自己完成农业生产。但此时，苏南的乡村工业开始崛起，工业生产收益对村庄越来越重要，而村集体在组织工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办第一个厂开始，河村就是采取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方式发展村工业，企业是整个村集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草创初期，村集体为企业划拨土地、寻找贷款、安排工人、打开销路；而企业发展起来了，又要给村上交利润、垫付农业税、报销公务开销，成为集体的提款机。所以在河村，企业自身的积累很弱，大部分利润都由村集体划拨了，一个村往往有多个企业，但绝大部分集体企业规模都不大。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苏南的集体经济整体效益明显下降，从国家到地方，集体企业私有化的风潮逐渐高涨，最后变成从上到下的强行转制。河村的转制在1997年完成，涉及七八家集体企业。对于河村来讲，转制是村集体的重大损失。转制前村里每年从企业利润中获得的收入估算为七百多万。转制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村集体不能再从企业抽取利润了，这造成村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转制后的村集体的直接收入来源是企业用地租金和企业上交的转制费。租金方面，村里最大的纸箱厂租金是每年四十多万，其他几个小企业一年十五万左右。转制费按照苏南的通行标准时分期偿还，河村的企业都是三年交清。最大的纸箱厂是196万的转制费，从1997年开始每年大概上交六十多万。据估算，整个河村在转制后的年收入只有两百多万，这与之前的七百多万差距甚大，村集体经济规模锐减。转制之后，苏南大部分的村庄没有了集体经济，当时被称之为“苏南模式的终结”。

河村在企业转制后，集体经济并没有垮，而是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是研究河村集体主义最有意思之处。转制后村集体最先开始的资本投资是盖房出租。用于出租的房屋主要有四类：厂房、职工宿舍、办公楼和商铺，另有少量土地直接出租。同时，河村积极参与房地产兴建项目。投资房地产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大量的收入，每个投资项目均有30%到50%左右的收益率。仅在2009年底，某房地产开发就上交村集体487万的利润。近年来，河村投资的房地产不仅在村庄范围内，也开始涉及村外，2010年就在昆山另外一个乡镇投资了9400平米的厂房。河村2009的集体经营性资产总计为两千多万。在资本经营的集体经济时代，村集体的资产处于不断的投资和融资过程当中，集体经济变成了高度抽象化的资产，与村社区也不再是直接的联系，这种变化对于后乡镇企业时代的集体主义治理方式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集体经济的收益也不再是常规的，而是会随着投资的机遇出现重大的波动。当然，集体投资所选择的项目范围是有限的，这主义取决于资本的集体性质和村干部的投资观念。作为全村的财富，集体资本投资的风险承受力更差，因为集体资本是连带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集体投资主要是用于房屋建造及其相关产业，这类投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风险少而收益大，同时可以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优势减少很多成本。村干部也都是认为厂房、商铺、房地产类的投资比较可靠，现有的资源也更有利于把握相关的投资机遇，而股票、期货等风险极大的投资则并非集体经济适合的运作范围。

河村的集体经济一直抵制了“个体化”的压力，集体资源就是集体所有，没有以股份化的形式分配到个人。村集体每年上千万的收益不给个人直接分红，而是用于集体再投资和村庄建设。当然，对村民来讲，巨大的集体资源也来带非常多的福利。村里给每户居民无偿建设了300平米左右的别墅和各类公共设施，老人和学生也能享受村里的资助，个别的贫困家庭村里给予帮扶。村干部认为，如果把集体的钱分给村民，每家多得个十来万现金意义不大，而集在一起则可以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村民对这种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也基本认同。当然，未来发展如何，村集体经济会不会解体，村民不知道，村干也说不清，外在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都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

四、河村的集体主义有何意义？

2011年初，我把调研资料按照历史顺序梳理了一遍，勾勒出了河村集体主义变迁的几个阶段，形成了论文的第一稿。初稿形成后已经是3月份，我仓促中参加了博士论文预答辩。老师们主要提了一个问题：论文的论点是什么？我写初稿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论文没有明确的论点，只有历史过程的书写。预答辩提醒了我，论文并不完整，论题没有提炼出来。于是，在4月份我集中修改论文。王老师给我的论题指明了一些方向，加上我自己的思考，整理出了几个主要的观点。首先，从河村的实践经验来看，包产到户、乡企转制等挑战所带来的并非是集体主义的终结，而只是集体主义某种具体实践形态的变迁，同时也催生出了新的应对模式。比如包产到户之后河村的村集体权力极大扩张，乡村工业带来了集体经济的膨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民营化挑战的是工业制造业，带来的是更具灵活性的资本经营，找到了村集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城市化结合的运作空间。其次，中国农村集体主义的生命力就在其应变能力，农村集体主义是一个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实践形态，一步步建构的制度体系。第三，集体主义有着三个核心要素，集体产权、集体组织与集体认同。在中国的农村，集体产权和集体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普遍存在，是农村治理的基础。而集体认同也有较强的体现，村集体在农村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力。第四，中国有许多独特的制度，农村集体主义就是其中一种，与城市单位制构成了新中国的治理体系基础。集体主义在中国农村的演变，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从一盘散沙的小农，到严密整合的公社，再到跟随市场的企业，集体主义的演变史，也正是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史。

我将这几点解释作为论文的结论放在了最后一章。当时我觉得这几点回答还有点意思，现在回顾起来觉得很一般，没有回答老师们关注的论文研究问题，而且几个论点太散，没有构建出一个核心的分析框架。好在答辩的老师们比较宽容，让这样一篇作者自己都没怎么想清楚的论文通过了博士答辩。我记得答辩时郑也夫老师和杨善华老师提出过意见，他们认为论文的内外都有不足。内在层面是分析逻辑的精炼度不够，外在层面是对中国农村的实质问题关联不足。今天我一想，这两大问题确实存在，所以，虽然我博士毕业了，但其实只能算刚刚开始学术研究，博士文凭拿到了并不意味着学术素养已经合格。

五、中国农村之谜与本土学术研究

毕业之后，虽然研究转向，但也时常想起博士论文。对我而言，中国农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充满了各种复杂的人和事。而集体主义是其中最有趣的一个谜。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唱衰”中，中国农村的集体主义居然一直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灵活的依托于各种新的经济社会形势拓展影响，以至于今天国家又开始倡导发展集体经济。这样的谜，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个冲击，但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确是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从这样的研究对象上，可以思考我们在中国做研究应该有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关怀。

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越厚重，越值得花更多的功夫去研究，也越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学术成果。社会科学兼顾社会性与科学性，在我的理解中，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因此，社会科学应该是形式与实质的结合，即是要有实质性的研究问题与科学化的分析工具，二者应该在互动中平衡。唯科学论与唯经验论都是对社会科学的戕害。中国社会是个复杂的、厚重的社会，能把中国问题研究好的学术研究就是好的学术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借力西方成形的分析工具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西方的分析工具掩盖了中国自身独特问题的发现，或者不能很好的解释中国问题，那试着发展本土的分析方法与理论范式也无甚不可，只要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生活世界，引导中国人更好的生活，那就回归到了学术研究的本源。从对集体主义的研究中，我感觉到发现中国的独特性问题，这是做本土研究的第一步。问题提出来了，至于是量化分析还是质性研究，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看谁能分析得好，解释得透。

虽然时至今日，我也不能很好的理清楚应该怎样去分析中国农村的集体主义，但这个没有清晰答案的谜却可以不断让我反思做研究的目标与定位。这应该算是做博士论文研究给我最大的启发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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