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多来的教学使我认识到，我当年作为一名博士生的混乱和痛苦，应该不具备代表性，只是不太好的学习习惯和不扎实的学科基础所导致的个人后遗症。这种后遗症甚至到现在还在影响我的学术表现，比如兴趣领域太多、阅读不够精深、写作有所欠缺等。将这些经验发表出来，是为了鼓励大家，田野作业的感觉可能千奇百怪，但只要努力做了，田野作业就一定是成功的。文中的一些思考和说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还请诸位方家赐教。

2006年8月至2010年3月期间，我“断断续续”地在香港进行着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写作。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香港岛湾仔区有关市区重建（即城市拆迁）的一个居民社会运动。

1997年，该项目被列入市区重建规划。2008年3月，整个项目完成拆迁，但地盘开发至今还在进行。居民的抗争行动与居民组织的活动也一直持续到论文写作时，虽然其抗争的目标与对象都已经改变太多。

该项目在香港市区重建局（市建局）的编号为“H15”，其运动组织因此叫做“H15关注组”；又因为项目主要牵涉到又名“喜帖街”的利东街，因此该运动也被指称为“利东街运动”或“喜帖街运动”。

民间博物馆计划出版的“你从未见过的利东街”

2005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高丙中教授正致力于推动海外（境外）民族志项目的开展。他希望我能够去香港进行一个社区的调查，为此他与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社会学系的陈健民教授联系，促成我于2006年8月通过“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进入中大社会学系学习。

按计划，我需要在2年的时间内完成中大的博士课程，并利用学生身份和奖学金完成在香港的调查，之后再回到北大完成学业。

2006年10月，在陈老师的建议下，我开始关注香港市区重建领域中的居民运动，尤其是湾仔利东街事件，通过网络、报刊等寻找有关资料和信息。11月5日，是利东街业权被政府宣布收回一周年的日子。我从H15关注组主页上得知他们会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进行纪念，因此前往参观利东街。

在这次行动中，我认识了关注组核心义工阿冼，了解到这一运动的基本情况。12月底，经阿冼介绍，我进入“重建监察”这个跨区民间组织，认识了深水埗、大角咀等重建区的街坊，真正进入了田野作业期。通过出席居民会议，我给街坊们留下了认真、真诚的个人形象。

2007年1月初，圣雅各福群会负责利东街重建项目的社工震音介绍我进入H15关注组的每周例会。我向街坊们介绍了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个人背景，表达了长期跟随他们进行活动和行动的愿望，也表明了写作博士论文的目的。他们对我这个“大陆人”来研究香港的社区运动表示了相当大的兴趣，并一致愿意接受我参加他们的例会。

这样，从2007年1月4日起，我每周三晚7点（有时候一周多次，2008年后因部分成员的时间要求而改为每周四晚）都会参加H15关注组在圣雅各福群会7楼会议室（2008年6月后会议地点改为关注组租用的办公室）举行的例会，并参加他们组织或参与的各种活动与行动。

2007年10月5日，20余青年街头示威，要求林郑月娥接见居民。此时青年还在分头行动，警察也尚未围拢来。后来15人被捕。左边举横幅第一人为作者。

摄影者周思中，资料来源独立媒体网

由于“友善的局外人”形象，街坊们基本上将我当成一个支持者；到后来更是将我当成关注组的一名正式成员，一个“内部人”，对内对外活动的所有计划、策略的讨论与争执，都没有避开我，行动时也会将我包括在分工中。每次活动或行动，我都尽可能地进行录音、照相和记录，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在主要跟踪H15关注组的同时，我还关注着重建监察、深水埗关注组、蓝屋关注组、湾仔市集关注组、庙街关注组、本土行动、独立媒体等多个活跃的草根组织，并尽量参加他们组织的行动与活动，如深水埗街坊的例会、独立媒体的会议。我多次参加2007年皇后码头的保育活动，还曾在码头帮忙守夜。

此外，香港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坊、报告会或社会行动，我都尽可能进行参与观察，如“全球联阵”组织的社会论坛等。官方机构如市建局组织的利东街、深水埗、厦门街工程的咨询会，湾仔区议会组织的“湾仔蓝图”工作坊等其他活动，以及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城规会）进行的有关咨询活动，我也积极参加。在这些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热心人士，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也获得了很多资料。

2008年7-9月，我在H15关注组位于湾仔的办公室里住了一段时间，继续参与关注组的各种行动，并通过回顾关注组以往的资料、观察湾仔街头不同时段的居民活动，以及与关注组成员的一些共同生活（如喝茶、吃饭、闲聊）和工作环节来获取更多的经验材料。我还通过关注组所进行的乐施会扶贫项目，对利东街项目的受影响者进行了一些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

除了一手材料，我的研究资料还有其他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于香港的大众媒体，包括官方的网站和宪报、各类商业报纸和网站、各种公开出版物。二是我同H15关注组、义工以及其他组织的电子邮件往来，以及从发达的小众媒体（alternative media），如独立媒体、Youtube、Wordpress以及个人博客等所获得的资料。

2008年9月后，我按照两校联合培养计划，返回北京大学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我可以继续收到关注组群发的所有邮件。此外，Gmail邮箱中的“社会学人论坛”（香港）依然会每天将讨论的热点群发给我。对一些事情的后续报导都来自这个渠道。

2009年8月-2010年3月，由于没能按时写出论文，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申请了一份兼职研究助理工作，因此结识了中大亚太研究所的10多位年轻同事。每天我都会争取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以便在谈话中能更多地了解社会运动领域之外的香港人对政治和时事的一些看法。他们帮助我解决了一些资料问题，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期间，我继续参加H15关注组的一些活动和会议，如接待来自内地的访问团、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工作坊、年终总结会等。

 2010年3月，本已经准备延期的我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论文写作。6月，我顺利通过了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

2010年9月，我按照中大社会学专业的要求进一步修改了论文，并于10月通过该校毕业论文答辩。此后，我还陆续对关注组的几位关键性人物进行了访谈，以期进一步理解这个运动和运动中的人。

然而，即使是毕业之后，我始终无法忘记田野过程中种种强烈的失败感：我做了一个真正的田野吗？

这些焦虑首先来自于与传统田野作业和自我经验的比较。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科学方法，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归纳出一套科学的田野调查原则，后来成为西方人类学社区田野作业的范式。

根据这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要长期居住在被调查民族的一个小社区中，通过一年左右时间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以当地人语言（native language）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熟悉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心理特征等，从而从当地人观点出发（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研究其文化全貌。硕士学习期间，我曾经在乡村前后做过5个多月的田野，自我感觉不错。

正是这些“科学”的标准使我产生了深深的失败感。因为除了语言和时间长度，我的田野作业均不符合上述要求。进入田野之前，我通过短时间高强度地观看粤语学习音像资料，并参加中大的粤语培训班，能够听懂70%以上的港式粤语并进行简单会话。之后，通过旁听一些粤语讲授的课程（如陈健民老师开设的《民主与政治社会学》），慢慢地了解香港社会并提高了粤语的听说水准。

进入田野后，通过与街坊们的交流和沟通，我能够操大致流利的粤语，听力水准也不断上升。除了非常本土的方言，我基本上都能够听懂。遇到方言词汇，我会向他们询问清楚。香港实行“两文三语”教育。香港居民基本上都能听懂普通话，并习惯会话中夹杂一些英文单词。对于具有中文专业背景和一定英文水准的我来说，和他们的交流基本上没有障碍。关注组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如北京出生、长大的维怡还可以充当“翻译”。后来，我曾经为到访香港的内地人士担任过粤语翻译，也受到好评。在这种意义上，我的田野作业符合“操当地人语言”这一标准。

在这个“他者的”社会中，我连续性地待了3年半以上。然而时间上的“超期”却无法弥补共同生活方面的不足。首先，我没有机会与香港人“同住”。香港的房租或房价都很高。我接触到的大部分香港人，住房都比较小，都显得比较挤。此外，香港人普遍有着较强的隐私意识，蓝屋几位房客就因为蓝屋成为旅游景点而不开心，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谁愿意将自己的生活拿出来展览呢？”利东街早就没了住人的可能。狭义的“与当地人共同生活”这一方面我只有放弃。

其次，我不仅找不到能够接待我的东道主（host），甚至找不到一个界限明显的东道主社区（host community），因此找不到传统田野的感觉。我进去关注组的时候，运动已经发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受影响商户和住户都已经全部迁出。街道里已经没人居住，已经找不到人类学家习惯看到的日常生活。利东街这个地理意义上的田野点成为无人之地，只是一个居民偶尔采取抗议行动的场所。我的研究对象也只是一群参加社会运动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分散在香港各处，每个人还同时参加了其他的很多社会活动，利东街运动只占据他们的一小部分时间。我很难捕捉到在乡村与研究对象因为持续的交流而产生的固定的心理联系，如在乡村社区一样。

2007年2月4日，H15关注组在街头举行立春祈福活动兼记者招待会

第三，都市作为田野作业之地所带来的紧张感。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是出了名的快速城市，是个“现在时”的城市，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大部分是匿名化的“文本”，等待着阅读，等待着意义的竞争。都市人的工作与闲暇对研究者都具有较强的排斥性。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行动，或者预约他们进行访谈。也就是说，我不仅观察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总是担心他们不愿意接受访谈，尤其是在尚未做好充分的语言准备时。

第四，“兼职的”田野作业者身份让我疲于奔命。头两年，我以全日制研究生的身份从中大领取全额奖学金——这也是我进行田野调查的资金来源，因此必须与其他博士研究生一样按期完成所有课程、作业和考试并获得B+以上成绩，完成两门博士资格考试，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答辩。除此之外，我必须要完成每周至少12小时的助理工作。因此我一直在以利东街为主的“田野点”和中大之间奔波，不仅“搭地铁去田野”，而且是个“兼职的”田野作业者。

然而，最大的失败来自于我找不到一个能够使田野作业有意义的“问题”。我申请中大时的研究计划如下：希望能够在香港选择某一社区或者社团作为民族志研究对象，以“公民社会”及其相关理论为研究框架，通过陈述社区或社团生活世界与政治世界的结构，指出它们不同的各个方面如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并构成一个一致的整体。在此基础上，我希望能够构建一种社会转型期的公民社会理论，为大陆的民主和社会发展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

然而，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也就是说，该社会是一个被本地的社会科学乃至英语世界所研究“透了”的社会。以上问题，在本地社会学学者的眼中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至少不是值得博士生来研究的“问题”。陈健民老师始终要求我要有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他说，社会学的博士论文，要么提出新的理论，要么提出新的概念，或者解决一个社会现实问题。然而，我之前从来没有在城市里做过研究，基本没有阅读过城市人类学的著作。因此，如何获得一个有意义而且值得研究的问题或概念，成为田野作业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经常让我夜不能寐。

我是个“半路出家”的学习者——在国有企业工作6年后才重返校园，学科意识、专业素养都有所欠缺，而且由于研究地点、主题的转换——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的宗族组织到城市的社会运动组织、从人类学到社会学专业——原先阅读过的书目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无法为我找到那个问题。2008年6月，我虽然通过了“城市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两门博士资格考试，但还是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问题，以至于开题报告始终没能建立起分析框架。

我是两个学校不同专业联合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陈老师后来在给我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一方面他要满足北大人类学专业的期望，做出地道、细腻、具反思性的民族志研究。另一方面他要应付中大对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的严格要求，必须提炼个案的理论意义。”然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田野点、没有社区感、没有日常生活、没有理论问题······

幸好，这种失败感也催促着我在焦虑中奋进。我必须用更为积极的态度尽可能地去做“田野作业”。

社会运动网络与资源的有限使香港草根社会组织呈现出较大的开放性，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加入他们。在表现得到信任和认可后，我很顺利地获得了内部人的“身份许可”，可以跟着阿冼、维怡、May姐等关键报道人一起去行动，发放单张，进行街头问卷和焦点小组访谈。只要他们不赶我走，我便赖着不走，哪怕是饮茶喝酒，哪怕是各种激烈的对抗。

我还积极参与、观察更大范围内的香港政治生活，如七一游行。2008年9月初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中，我曾经为泛民主派人士候选人何某进行过几次助选工作。

主要原因有：第一，H15关注组某位义工曾经担任过她的议员助理，希望关注组能够为其助选；第二，2007年末，May姐绝食期间，候选人作为区议员曾来看望过并多次“撑场”，我同她有过一些个人的沟通和交流；第三，她所在的“公民起动”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曾经支持过利东街运动，包括时任湾仔区议会主席的黄英琦、区议员金佩玮等。

这些助选工作包括在街头派发单张、喊口号、拉选票等。何某最后成功当选为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通过这些工作，我对香港人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有了更鲜活的理解。

社会行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要一定的保密。我常常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点与“流动的社运共同体”相处。同时，社会行动在时间上具有暂存性，都会在数小时内结束。每次行动结束后又无处可去时，我常常一个人在湾仔街头漫步，或在小公园里呆坐，脑海里经常浮现的是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浪荡者（flaneur）形象。我想，都市人类学家应该是“做田野”的都市浪荡者，要像拾荒者有着善于发现潜在财富或变废为宝的目光，如性工作者善于引诱潜在商机的身段和眼神，如小偷善于抓住甚至制造（观察的）机遇。最重要的是发现细碎生活中的主流，把即将消失或者转瞬即逝的意象用最恰当的语言表述出来。这种将社会生活汇集为“社会话语流”并予以抢救的能力首先来自于阅读，在已有的社会理论和研究中找到问题，用问题来指导田野作业。

在找到理论框架之前，我能做的是按照各种思路来整理材料，在整理中让材料自己说话，在写作中让思考本身显现理论意义。首先，我通过慧科搜索引擎以市建局、湾仔、利东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等为关键词收集和整理各类信息，并综合政府公报、报纸新闻和个人视角的论述，写成了10万余字的“利东街运动田野报告”，以历史的脉络来完整地展示这个社会运动。

其次，抓住机会来逼迫自己围绕一个小的主题写文章。《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组稿时，我还完全没有思路，但还是逼着自己完成了3万字，基本介绍了关注组的历史、行动机制与网络机制。后来，这篇文章扩充、改写成了毕业论文中的三个章节。

有个实用的建议就是：记下每一句让你震撼的话，然后围绕它思考。比如有一次，May姐讲了一句我始终都无法忘怀的话：“H15这单嘢是我一辈子除咗生仔之外最重要的事”。我回去记下了这句话，并就此提了很多问题：一位近60岁的家庭妇女（香港称为师奶），为什么会为着一条街、两排从来不属于她的唐楼而绝食92小时？她是一贯如此还是因为参加社会运动之后才如此？是什么令她有如此勇气以命抗争？女性社会生活的意义如何体现？社会运动带给她什么样的感受？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可以思考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机与心理过程。因此，当天晚上对访谈录音的回顾非常必要。当时来不及听清楚的东西，以及一些挥之不去的故事和话语在多次的回荡会通过思考被连接，并可能成为你文本的亮点。

2010年3月，已经在北大延期一年的我如果想在该年度毕业，必须在4月底之前完成预答辩。然而，那时候我还在寻找着那个拯救我的田野作业的问题。在某个时刻，“无权者之权力”这一曾经被放弃过的概念在阅读《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中跳出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在“无权者之权力的生长”这一理论框架下将原有整理好的材料进行了组合，完成了约20万字的毕业论文。4月29日完成预答辩之后，我又用几天时间完成答辩老师们提出的修改意见。

在现在看来，毕业论文的最大亮点是结合“过程论”（processualism）与“生成性的”（generative）两个理论框架，提出“权力是生成性的”这一新观点，并以一个居民社会运动为文本进行了民族志的证明。分析框架即主要章节，由权力生长的机遇与限制、权力生长的社会戏剧、权力生长的组织机制、权力生长的外部网络、权力生长的行动机制以及权力生长的共生机制等六个章节组成，通过社会运动过程中多层次的公民社会网络、多元化的义工角色、多元化的行动策略，展示了香港社会从街道到国家的社会构成。论文的最后部分对“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进行了一些系统化的理论总结。

论文为我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几位香港老师也都认为我已经成为香港市区重建的研究专家。但我依然因为田野作业时期的种种困惑和焦虑而处于严重不自信的状态。直到2011年10月，论文获得首届“思源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奖”社会门优等奖的消息传来，我才确信，我用一个还算成功的民族志文本挽救了一度“失败”的田野作业。

第一，流动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做田野？

在田野作业受到方法论的质疑时，在民族志写作受到体裁的反思和跨学科的影响时，人类学家必须通过更加成功的田野作业来挑战批评，而不是不做田野。没有田野作业，民族志就成为了蹩脚的文学作品。随着对田野的理解发生变化，我们做田野的地点、方式、实践也必然发生变化。但“田野调查仍然是学科训练的关键和人类学所留下的模糊遗产”，与文化研究及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是开放的。

田野作业的参与时间、投入程度、回访情况、语言掌握依然是评判田野作业深度的基本标准。在都市人类学研究范畴，必须通过长期、深入的互动来有效地收集资料，以弥补“社区感”的不足。这种感觉差距并不是失败，而是都市性（urbanism）必然给田野作业带来的多样性。

人类学的研究必然包含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写作两大部分。没有民族志的呈现，田野作业是无法自我证明为成功的，因此也无所谓失败。所有的田野作业都伴随着诸多的“常态混乱”（normal chaos，借用乌尔里希·贝克的术语），如田野笔记的混乱和零散、情感上的沮丧和失败、多重身份的纠结、污名化的研究领域、作为普通人在田野中的生活、与研究对象的伦理关系、高风险、处于多重社会冲突中书写文化的失败感等。

从我“做”田野作业的过程来说，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还是存在基本可以遵循的模式，即有其“科学”的那一面。但需要在掌握日常规范的基础上勤奋工作和积极思考，才有可能达成其“科学性”。然而田野作业的能力需要民族志写作才能得到衬托。只有完成民族志写作之后，人类学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思，曾经哪些做法是可以改进的，哪些地方是值得借鉴的，才可能在接下来的田野作业中融科学与艺术于一体。

第二，民族志的写作是更高层次的田野作业。

民族志与田野作业不是截然两分的阶段。田野作业目的决定了你如何做田野，尤其是在时间相对有限或者功利性色彩稍浓的时刻。田野作业永远都无法“足够”，这个时候，民族志写作会引导你的田野作业：如何做田野，收集什么样为主的田野材料，就取决于你关心什么样的问题，写作什么主题的民族志。

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分析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即使是在田野之后才开始真正的民族志写作，田野期间对材料的日常分析和整理同样重要，田野笔记以及备忘录的写作都可以成为民族志的雏形和蓝本。

就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关系来看，好的民族志文本是比成功的田野作业更高的追求。因为田野作业的意义必须通过民族志文本体现，并且在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证明其成功之处。好的民族志可以是慢慢磨出来的。关键之处在于你是否有合适的田野材料去解释一个理论问题，建构一个概念，或者就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展开讨论。田野作业的失败或者民族志材料的不够虽然会遭到质疑，但思考可以弥补田野经验不足的缺憾。如何在（较弱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好民族志，如何分阶段推演问题，是民族志从业者更加不可或缺的能力。

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志工作者必须具备拯救“失败的田野作业”的能力。所有田野中的experience都是在民族志写作与思考过程中，甚至是民族志完成之后才显现其意义。或者说，我们会用写作来证明田野没有失败，或者用写作来挽救哪怕失败的田野作业。在善于思考的人那里，顺利和不顺利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思考的对象，包括进入田野理由的解释与说明也都是一种思考的结果。

人类学者的职业就是用理论来解释田野材料或者用田野材料来建构理论。一次田野是可以被反复利用的，一次田野是可以用多重视角和多个理论框架来进行知识生产（或再生产）的。只要你真的做过田野作业。

查看往期【博士论文】系列，请关注《学术与社会》并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