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45)

      在城内，人民不堪压迫，奋起反抗，自发组织起“摸瓜队”，暗杀日军。有一次，在三孝口以北，1名日军被打死。接着，在东门外观德桥又有1名日本宪兵被打死。一天，游击队在城外攻城，城内日军出城抵抗。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在城内的受难者数十人，乘机暴动，破坏监房，打死门卫，越狱出城。不久，在四牌楼街口，1名日军中尉队长被暗杀，义士越过城墙安然而去。在近郊一带，常有日军借“打粮”为名，闯入农家，抢劫财物，强奸妇女。人们恨之入骨，一有机会，就将敌人勒死、戳死或活活打死，为数之多，不可胜计。一日，1名日军窜到郭大郢对妇女欲行不轨。村民卫立三操起铁叉刺中日军腹部，数十名群众闻讯赶来，将这名日军活活打死在棺材塘里。

    在东乡的青龙厂、古城、石塘桥、西山驿、山王集等地，很多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购买枪支，组织自卫队，保村护家，并积极配合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游击队打击日伪军。他们抢修工事，为新四军及其它抗日武装送菜送饭，抢救伤员，或单独作战，先后参战有8092人(次)，击毙日伪军892人，伤敌1073人，俘敌454人，缴获各种武器3138支(件)。

     在北乡，广大群众纷纷组织起民兵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边生产，一边进行不懈的武装斗争。位于今长丰县朱巷东部的沛桥乡，属定(远)、合(肥)县边沿，离日伪军在杜集的据点10华里，距在柘塘的汉奸杜学玉绥靖大队部也仅30华里。初始，日军和伪军经常三五成群下乡派捐抢粮，扰乱百姓。自沛桥民兵组织建立后，设立了岗哨，下地劳动带着枪，一有情况就投入战斗，少量的日伪军再也不敢为所欲为。日军把民兵组织视为眼中钉，曾多次来沛桥乡“扫荡”、偷袭。沛桥乡群众在地方游击队的支持下，与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防止敌人的袭扰，大部分村庄都修建了炮楼和围墙，民兵轮流站岗，监视日伪军的动静。发现敌情就鸣锣集中，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一次，汪家圩民兵正在地里劳动，突然接到情报：柘塘伪军杜学玉带领一批日伪军来这里抢东西。民兵中队长汪瑞良即带领汪圩民兵十余人分两路阻击敌人，当场击毙日军1人，伤1人。日伪军“扫荡”受挫后，恼羞成怒，汉奸杜学玉又带领100多名日伪军再次偷袭沛桥乡，抓走了两个站岗的民兵。第二天夜里，汪瑞良率领10名民兵机智灵活地摸进碉堡林立的杜匪老巢柘塘街，潜入伪军据点内，抓走杜匪哥哥杜国和。第二天，杜匪不得不把两位被捕的民兵放出来，作为交换其兄长的条件。《新民主报》曾以“游击健儿吃得开，汪氏兄弟猛如虎”为题，报道了汪家圩民兵反“扫荡”中的战斗事迹。

     同样，西乡人民也自发组织起来打击日军。在花子岗，群众于1938年5月底打死日军5人。同年6月间，青阳庙附近的群众夜袭日军军营，夺取长枪11支送给游击队；后又打死1名下乡掠夺的日军，活捉1名。在上派河，青年农民马友长率领40多人，持枪俘获日军1人，夺取轻机枪1挺，步枪5支，后将战利品和日军俘虏交给抗日自卫军。7月11日，烟墩集附近群众手持钢叉，配合孙家寿民枪队，击毙到烟墩集抢劫的日军11名，夺取枪支11支。朱其厚民枪队在7月下旬，在方桥击毙从董岗去丰乐河“扫荡”的日军骑兵10多人，夺取枪支10多支。在丙子埠，百名黄香会会员手执钢叉英勇不屈，与乘汽艇来巢湖边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在三河镇，3名日军去饭馆吃饺子，被民众当场打死。9月下旬，2名日军来到花子岗前场村抓鸡捉鸭，追逐妇女，胡作非为。群众愤怒之下，当场将其打死义兴集附近农民在遭到日军烧杀后，打死日军2名，将头割下，高挂于义兴集寨门之上示众。一次，日军一艘开往合肥的运输船于滨湖乡东南拐弯处搁浅，当地民众假称为其推船，突然袭击日军，活捉日军4名，打死日军3名。11月30日，日军1名班长到一村庄侮辱妇女被群众用榔头砸死，并沉尸巢湖。在三河，1名日军闯入三河南街一家李姓丝绸店调戏妇女。该女巧施计谋，将其勒死，尸首装入麻袋抛入河中；与此同时，三河永新圩一夏姓妇女，因被日军奸污，假设酒席劝饮，将其灌醉后用菜刀砍死。1名日军到三河南葛家村抢掠民财捕杀牲畜，脚靴陷入稻田不能行走，群众乘机将其击毙。1943年4月30日，徐树林抗日自卫队50多人，在四十井附近龙王庙与日军展开血战，击毙日军10余人。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四十井乡自卫队违约未予支援，这支自发性抗日武装除两人受重伤幸存外，全部阵亡。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行动充分表现了合肥人民不畏强暴，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和决心。抗日烽火在庐州大地上熊熊燃起，合肥的每一块土地都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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