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顶流出道！火爆上千年！成都人有自己的“高定”→

巴蜀大地从诞生之初就与丝绸结下了不解之缘。

“蜀”字的一种解读便是蚕，黄帝元妃螺祖曾经入蜀传授桑蚕技术，蚕丛王的功绩中也有“教民蚕桑”。

早在三星堆时期，古蜀人民就开始将蚕丛与养蚕联系到一起，不仅以“纵目”这样的特征记录蚕丛，还将他奉为蚕神，又称青衣神，可见蚕、桑、丝与蜀地联系之紧密。

可以说，巴蜀是丝绸文明的起源，堪称“天府丝绸文明的摇篮” 。 

到了西汉时期，成都已经一跃成为“列备五都”的超级都市，也是蜀锦生产制作的主要基地。这一时期的成都蜀锦纺织业在全国织锦行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纺织机构有官营、私营之分。官营纺织机构多生产高级品、奢侈品级别的蜀锦，用于进贡给朝廷 (《成都通史》)  。

皇帝赏赐百官或是发展贸易时会大量用到蜀锦，例如1995年在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便被认为是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的。

三国时期，官营机构的角色也并未发生多少变化，所生产的蜀锦多用于赏赐、作为军费或是与魏、吴两国交好之用(《丹阳记》)。民间也有在三国之间贸易甚至走私蜀锦之人，甚至在三国关系紧张之时亦甘愿铤而走险，可见蜀锦之珍贵。

成都纺织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锐减，织锦业也同样受到沉重打击，迅速衰落。所幸织锦名声在外，各割据政权多有仿制，客观上保存了织锦技艺，也为成都织锦再次崛起留下了火种 (《邺中记》) 。因此，到隋文帝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后，成都的织锦业又逐渐重回全国领先地位。

到了唐代，成都织锦迎来了又一次高峰。

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成都地区向唐廷进贡的丝织品不仅精致华丽，数量也颇为可观，因此成都地区生产的锦、罗等丝织品，颇受唐代王公贵胄、豪门富户的喜爱，在上层社会中广为流传。

例如唐中宗安乐公主出嫁时，成都曾进贡“单丝碧罗笼裙”作为陪嫁。《旧唐书》称其“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堪称唐代蜀锦巅峰之作。

唐代蜀锦的富丽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实际的技术创新作为支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唐太宗时期窦师纶所创的“陵阳公样”。史载窦师纶“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历代名画记》) 。这种工艺极大地推动了唐代蜀锦织造的发展。

陵阳公样中最著名的是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几种图案，被称为“益州新样锦”  ，成为唐代成都地区进贡中央的重要物资。

唐朝灭亡后，得益于前后蜀时期相对安定的大环境，成都的蜀锦织造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到两宋，并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宋史》中记载，宋代时，蜀锦仍可为天下之冠。

有宋一朝，商品经济发达，蜀锦在生产规模、工艺技术方面创新众多。与汉代个体户“男耕女织” 不同，两宋时的成都出现了专门的 “机户” 生产丝织品。机户是脱离了农业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生产场所通常靠近城市或干脆设在城中。

陆游《晚登子城•江头作雪雪未成》中就有“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 的记述，可见当时城中机户之多、城中织造之盛。

技术上，染料技术获得了极大发展。这一时期，染红用的红花、染青用的兰草、染绿用的艾、染褐用的皂斗 (亦作“卓斗““橡斗“，可染黑色)、染紫用的紫草等植物染料在农村广为种植；丹砂、石青、石黄、石绿、粉锡、铅丹等矿物染料也已普遍开采和使用。

除了染料，桑蚕的养殖技术也有所进步。宋代的成都人开始根据蚕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地使用不同饲料。

纵观蜀锦的发展史，其背后是成都古代“时尚产业“的变迁。不同的纹样、材质、花色、图案被织成精美华服，遍及海内外。

今日，蜀锦依然是成都文化产品和“成都时尚”的重要标签，可见“时尚”二字深深嵌入了成都的血脉。时尚之都中的蜀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蜀锦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3年夏，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举行。成都大运会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环节，各国代表团所用的引导牌就是以蜀锦、蜀绣、漆艺制成，成为向世界传递中国魅力、成都魅力的重要名片。

成都大运会的奖牌绶带也以蜀锦织成，正反面主色分别为蓝色、红色，融入芙蓉花、太阳神鸟、棋盘格等元素，成为蜀锦国际化的重要范式。

距离蜀人设计出第一幅蜀锦

已过去几千年

未来的蜀锦与成都时尚

也必将如过去几千年那样独领风骚